雨峰
按照中国大陆惯用的说法，我属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我还是受“党的教育”多年，拥有好几个荣誉头衔，并负有一定职责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朝着既定的方向再走一段路程，我也许会有更高的职位。
从世俗的观念讲，事业、地位、声望和某种权力，似乎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随着中国大陆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物质利益也必然会不断增加。作为一个生在穷山沟，长在“黑五类”家庭，历尽困苦艰辛、颠沛坎坷的人，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应该知足了。
然而，我却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一切，甘愿从零开始，再一次经历严峻的试炼，走一条险象环生的崎岖小路，去叩那个为世人视为畏途的“窄门”。我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不满意我在中国大陆所能享有的物质条件，也不是因为不热爱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恰恰相反，我对物质生活并无更高的奢求，想到百分之80以上的同胞还处在相当穷困的状况之下（与当今发达国家相比而言），想到我自己在童年和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极度贫困，我始终认为自己眼下的生活已经相当优裕了。在事业方面，我所从事的工作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最符合我心愿的职业，从事这个职业十几年来，我也算取得了一些成绩，赢得了学术界认可。
我的母亲是一位极为虔诚、热心的基督徒。小的时候常听她祷告，读《圣经》，唱赞美诗，作见证和解说《圣经》中的故事。母亲的教导在我心中埋下了追求真理的种籽，并成为我多年以后属灵生命得以复活的契机。
母亲去世后，她播在我心中的种籽也处在压抑之下，未能及时发芽，成长。
但是它自始自终，一直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等待有一天遇到丰足的甘霖，得着和熙的春风，迎来适宜的气候，便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
然而，我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教育，却迫使我远离母亲的信仰。每一篇课文，每一堂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反反复复灌输给我们的信念是，天地之间没有比“共产党”、“毛主席”更伟大的了。只要信靠这两尊“大神”，中国人民总有一天要建成“地上的天堂”—共产主义社会，而宗教信仰只是“封建迷信”、“精神鸦片”，应该像垃圾一样把它清除掉。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给许多人带来太多不幸，给人民的生活造成很大破坏；我自己，我的两个姐姐和许多人一样，甚至失去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机会，不得不到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我也曾对共产主义产生过怀疑。但是，因为再没有人为我讲解《圣经》的真理，除了共产主义的理念之外别无选择。
“文革”结束后，我才得到了参加高等学校入学考试的机会。在大学读书时，我再次接受系统的意识形态教育。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思考之后，还是被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性所折服，重新确立了对马克斯主义的信仰。
我当时简单地认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灾难，都是毛主席个人的错误和“四人帮”的阴谋所造成的“失误”。共产党是好的，马列主义是正确的，共产主义理论是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唯一希望。这当然是一种很方便的结论，以便使自己得到某种内心的平静。
无论如何，这种看法使我在近十年的时间里能够一心一意地读书，以补回过去在求知方面所受的亏空。从1978年春到1988年秋，我连续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三个学位，并开始写一部颇有雄心的学术著作。
正当我的书写到一半时，1989年的事件发生了，维持了十年的心里平衡被彻底打乱了。严酷的事实，再一次把我和许多同代人推入了失望的深渊，这次的失望比“文革”中那次更深刻，更难以修复，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哲学和伦理的根基上产生了动摇。
我的痛苦竟如此沉重，甚至使我无心从事学术研究。已经写成一半的书稿也搁置起来，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因为，假如自己所预定的哲学前提不复存在，整个立论不就成了建在流沙上的宫殿了吗？哀莫大于心死。我不但失去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也失去了对教学的热情。
假如我认真教导的学生有朝一日也和我今天一样陷入精神困境，那又由谁来担当其罪呢？更何况自己又何以立教，何以为信呢？古人说：“道之所存，师之所存”。“道”已经垮下来了，我这个“师”也就无法再做下去了。
正在这个困惑彷徨的关头，我得到了一个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当飞机会升至万米高空的时候，从窗口向下俯视，便看到无边无际的灰色—冬天的田野；绵延起伏，因缺少植物而裸露着躯体的山嶙；那泛着灰黄色的神州第二大河；还有黄土山头后面那更加广阔的沙漠和戈壁滩。
这景象给我的视觉以巨大的刺激和震撼，那种强烈的感觉一直贯穿到我的五脏六腑和我全身的神经系统，使我感到了一种无可言状的沉痛和绝望。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二千多年前，那位高吟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歌，踏上“诛暴秦”的征程，决心与秦始皇同归于尽的荆轲。
真奇怪，我并不是要去刺杀什么暴君，也不是要“一去不还”，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热爱这片贫瘠的土地，我热爱这里的云云众生，这里有我的事业，我的学生，我的同事和亲友，更何况还有我的家，我的妻子和女儿，我怎么能够抛下这一切，而“一去不还”呢？然而，那种沉重的，几乎有点悲壮的情绪却一直伴随着我，令人无法排解。也许在离别亲人，远渡重洋，即将投入异国他乡那完全陌生的环境时，心情难免沉重一点吧？
也许我的心灵深处已经预感到了将要发生什么突变吧？不过，有一点感受是极清晰，极真切的，那就是我当时的精神状况和飞机下方那片灰色的，了无生机的戈壁滩相映成趣，形成了一幅完整统一，难割难分的立体画面。
我于1990年秋天，到了康州州立中央大学。在那里认识的一位台湾学生，介绍我参加查经聚会，并坚持不懈地每个主日都开车接送我。聚会由一位几年前移居美国的中国工程师和先生主持，虽然我参加了每个主日的聚会，却对《圣经》没有任何感悟。
当时，我真是心里刚硬，顽劣无比，觉得这种聚会简直就和“政治学习”一模一样。真正使我感动的是那些基督徒对人的真诚、热情和友爱。
外表上看，他们是同样的中国人，而内心却完全不同。经过几十年的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强迫参加的“学习会”，大多数在中国大陆生活的中国人，学会了怀疑一切人，包括自己的朋友以至亲人，他们一个个几乎变成了罗马神话中的“双面亚努斯”（Janus），用心理学的术语说就是“二重人格”（dual personality）。
一张虚假的脸，用于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而另一张真实的脸，则隐藏在私人生活的阴影之中，用堂而皇之的政治口号来掩盖充满
私欲的心灵。可是，那些信仰基督的中国人，互相之间却有着完全的信任，对人能坦诚相待，关怀至微。
一年后回国时，我仍然未能皈依基督。但是，我的心境和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回国后，精神上的苦闷并未消失，不过，和过去不同的是，我可以常常翻阅《圣经》，试图从中找到摆脱困境的出路。在美国参加查经聚会时听到的许多见证，也不断引导着我的思绪，有时候，我彷佛看到了一线光明，但更多的时候却被无穷无尽的疑问所困扰，使我内心更加难以安宁。
在这段时间里，我想得最多的是母亲活着时的情景，母亲对信仰的坚定和热忱，对于传福音的强烈使命感，对子女的谆谆教导，在难以言状的艰难困苦和逼迫试炼面前，所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和巨大勇气，对亲朋邻舍所具有的真诚关怀，对伤害她、污辱她、迫害她、折磨她的人所具有的无限宽容等等。
小的时候生活在母爱的荫庇之下，并不感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冷漠、严酷和虚假。而今，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坎坷之后，更体会到母亲的爱深沉如大海。然而，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母亲从哪里获得那么大的精神力量，以至于在经受了那么多的苦难之后，依然能够以无穷的爱心面对一个冷酷无情的世界，结论几乎是无可回避的。
很明显，信仰是我母亲生活的核心，也是她力量的源泉，信仰给了她巨大的勇气和毅力，才能够使她渡过难以描述的艰辛、屈辱、困乏和病痛，在担负着抚养二子三女的重担之外，还尽力帮助别人，不失时机的传扬福音，争得更多的人接受主耶稣的救恩。
也许是由于对母亲的回忆占据了我太多的心思意念，日有所想，夜有所梦的缘故，或者是主耶稣想借着一个梦向我传达某种信息。无论是何种原因都不要紧，这里我要说的是，我做的一个梦在我寻求真理的道路上可算是一个里程碑。如果说在那以前，我还只是个三心二意的慕道者的话，而在那以后，我才开始认真地探究《圣经》的真理，力图为我头脑中出现的各种疑问寻找答案。在那以前，我还只是一个丧失了信念的唯物主义者；而在那以后，我已经成了一个专心一意走上“天路历程”的朝圣者。
我所做的那个梦，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目。大概是1992年春天的某一天，我睡得很晚，早上醒得却很早，我心想，还应该再睡一会儿，这一睡，就进入了一个美妙无比的梦。在梦中，我清晰无误地见到了去世已有二十余年的母亲，她似乎比生时更年轻，更美丽，一如既往地豁达、欢欣、自信、刚强。她就像对孩提时代的我一样，用我的乳名呼唤我说：“孩子啊，你不可以脏成这个样子。来，跟我来，让我为你洗一洗。”我也彷佛回到了幼年时代，欣喜地跟母亲来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边，母亲命我走进溪水之中，便开始为我洗浴。
这一觉醒来，我感到了无比的幸福，真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心情。我立刻想到一个英文单词—baptism（受浸），我当时认定，母亲要我受浸，以便除去我浑身的污秽，她一定是受命而来，向我传达无上的旨意。看看自己，真是污秽无比。自从母亲去世后，我被训练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战士”，成了向圣洁的，至善至美的上帝挑战的狂妄之徒。“人定胜天”、“我们能在地上建立天国”，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战斗口号。我不再敬畏至高无上的耶和华上帝，而只服从地上的权威。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越来越把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争取更多名利、地位、头衔和特权，当成人生的最高目的。回头一看，我已经与纯洁善良的童年判若两人，浑身上下沾满了俗世间的各种秽物，散发着逼人的臭气，难怪母亲要为我洗浴，要除去我一身的污秽。
我不懂得作梦的神学意义，我只是从直觉上接受了这个梦带给我的启示。她在我属灵生活的道路上确实引发了奇妙的转变。
三年后，我再次来到北美。到加拿大温哥华后不久，偶然间找到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的国语团契。每周一次，几位从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同两位美国人在一起，用国语读《圣经》，唱赞美歌，谈论信心上的见证，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牧师和众多弟兄姊妹，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关爱和鼓励。参加维真神学院中国学生学者团契的查经学习和讨论，也帮助我解除了许多思想上的疑问和障碍。主内弟兄姊妹给我的许多书籍和刊物以及我从图书馆借的有关书刊，使我对自己根深蒂固的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进行了一次清理。最重要的是，我逐步学会了通过默祷求主耶稣带领我走追求真理的道路。终于，我完全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已经从内心里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也坚信已被主所接纳，1994年三月27日，我在福源堂听叶医生的证道，当她说，“如果你愿意现在就接受主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请举起你的手”时，我感到再也不能抗拒我心灵的召唤。于是，我在上帝的荣耀中，在主耶稣的大爱中，坚决地举起了右手。
感谢主，祂在暗中牵着我的手，让我经历了诸般的诱惑和试炼，把我一步一步地带离了罪的深渊，最后归向了祂。1989年初夏，天安门广场上的枪声把我从迷梦中惊醒，使我突然间发现了人生的空虚、荒谬、丑恶和残酷无情。原有的信仰土崩瓦解之后，追求新的信仰便成了当务之急，我涉猎过西方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科学主义；东方的儒家学说、道家学说、佛家学说和伊斯兰教。虽然，我也从中得到了不少知识，却没有一样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饥渴，只有在主耶稣的永恒生命里面，我的心灵才得到了完全的平安。
也感谢主赐给我一位热爱主的母亲，她没有给我留下田产家业，也没有送过我贵重的礼物，但她却为我留下了最丰富的遗产—埋藏在我内心深处的一颗追求真理的种籽，一颗虽然遭到长期压抑，但一遇到适宜的温度、湿度便会勃发生机，茁壮成长的灵命的种籽。作为父母，这实在是能够留给子女的最宝贵的遗产了，因为它永不朽坏，永不失色。
迈出了第二步
受洗归主，有了新的生命，这是我属灵生活的起步。接着，我还迈出了第二步，就是摆上自己，为主所用。
我自己的愿望是做文字布道的工作。我能迈出这一步，也经过了十分艰难的属灵挣扎。我永远不会忘记1994年八月30日我在多伦多一个公园里所作的祷告，当时，我正在那里访学。在那时，我虽然已经收到了两所神学院的录取通知，也收到了美国一家基金会提供资助的承诺，但是我自己却信心不足，成天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要跟随主耶稣，就要像祂的门徒彼得和约翰那样，毫不犹豫地抛下渔船和鱼网，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可是，我却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已经握了十几年的教鞭。一想到那些熟悉的亲朋好友，同事和同学，特别是想到自己对那些学生所承担的责任，我的心就感到非常沉重。
那天我半夜三点醒来，再也无法入睡，一早去图书馆，也不能静下心来读书。于是，我干脆放下书本，信步走进一处公园，坐在一棵状如华盖的大树底下，闭目祷告。在那次祷告中，我得到了两条信息：第一条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路加20：25）。我已经为该撒（国家）尽了15年的义务，我的后半生应该为主耶稣尽点绵薄之力了。第二条信息是“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马太6：34）。这两条信息使我心中阴霾尽除，我不再为已失去或将要失去的俗世的东西而惋惜，也不再为明天的艰辛和坎坷而忧虑，我决心把自己和全家人的未来，完完全全地交托在上帝全能的手中，坚信凡祂所应许的，祂必成就
本文选自《海外校园》第12期。作者来自甘肃省，在国内获教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