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后——拔除狮爪的绅士的自我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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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1991年詹腓力(Philip Johnson)出版了《审判达尔文》(Darwin on Trial)一书 (中文本由钱锟等翻译)。此书一反往常宗教和科学对阵的模式,改为审查达尔文主义是否真有科学根据的辨认。从此达尔文进化论者的阵脚大乱,星星之火点燃了熊熊的烈火篝炬。在达尔文主义者在学术界、出版界、法律界、教育界各领域的紧急围堵下,燎原之势暂时受挫。但是达尔文主义者采用权力,而不采用说理的手段已经被人们广泛识破,(科学是凭证据的、说理的学问)。于是,詹腓力的书就成为科学界有识之士的启蒙第一枪,他被誉为“拔除狮爪的绅士”。此文是詹腓力亲自回顾此书的形成和出版之后的发展经历,发表于Freed Science,蒙作者允许译成中文。

2011年8月,我出席了在西雅图举行的一场会议,会议中的一部分专为纪念《审判达尔文》初版20周年。据与会者看来,该书重新定义了进化和创造之间辩论的主题,由此改变了世界。对于长期陷入僵局的辩论,改变它的主题,正是我的初衷。我希望与会者把这么大的功劳归于我并没有错。

不过,我也向与会者做了说明,《审判达尔文》后来所受到的挑衅,却是我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我只是希望对陷入僵局的“进化—创造”之争提出一个框架,以满足每一方最低的要求。我期望在这个框架下,当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讨论,在探讨中向真理迈进,或至少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个争论一直难以解决。

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被当作是不容质疑的真理教给学生,而美国人却压倒多数地拒绝达尔文主义。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他们觉察到达尔文的论断远远超出了证据的支持。尽管形式上是宗教中立的,但其目的却在于以一个无意义的、没有任何创造的上帝,取代创造了万物的上帝。如果上帝的存在确实如此疲软,他还不如不存在,因为即使没有他的存在,世界的创造和维护也照常完美地运转。如果盲目的自然力量能够不需任何援助地完成整个工作,上帝就是多余的了,因此很容易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因此,我力求在尊重进化和创造双方优点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框架,这将使这场争论倒向得到最有力的证据支持的一方。我天真的认为,通情达理的、理性的双方,对这样一个框架的期盼都是显而易见的。

根本的主张
我设计这个框架的第一步,首先是判断目前生物进化的主导科学(即自然主义的)理论——新达尔文主义的基本主张,并不在于该理论与《圣经》冲突,或物种之间的一种关系模式表明它们有一个共同的起源。而是达尔文主义者的科学知晓一种机制,能够并且做到了将第一个单细胞微生物,转换成所有曾经存在过的植物和动物物种,包括我们智人自己,从野蛮人柯南到莎士比亚、巴赫和牛顿,而在整个过程中智能因素要么不存在或者不必要。

生物进化理论本身并不解释第一个活的有机体,如何从非生物的化学物汤中出现。但进化生物学家受所谓,成功地解释了第一个有机体神秘亮相之后,的整个生命历史过程的鼓舞。他们声称确信,生命的终极起源也不需要任何智能的介入,而是发生于随机和化学律的某种组合。在面对学识渊博的批评者时,达尔文主义者有时假装生命的起源并不是他们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觉得安然无虞时,就改口声称这个问题早已在原则上解决了。

假定科学知晓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机制,能够,也确实将生命从了无生气的化学物一路带到智人。此机制如此关键,我的认为是当前需要重点解析,为此可以将《圣经》的权威,或地球的年龄等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搁置,以使所有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生物创造的自然机制上。创造性的自然选择经过了证据和实验的证实么?或者它只是的一个哲学教条演绎的产物,仍需要证据来验证?我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主流科学界和非宗教的大学中讨论。

达尔文主义者回应的方式使我确信,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是保持文化操控力的地位,而不是采用真正的科学方法,以学术上的诚实,来寻求一个可能不受欢迎的真相。愿意将自己的理论置于是否有弄虚作假的考验,对那些把有权力的人来说,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风险太大了。

一个勇敢的团队

因此,当人们谈到我和《审判达尔文》一书时,使用的词语之一是“有勇气的”。这个词我并不想用在自己身上。该书出版时,我是生物学领域之外的终身教授,所以在专业上丝毫不受影响。法学教授都明白,每一个问题都有两面性,所以我的同事们并不会因我所处的非常规的立场而觉得有何威胁。

然而,“有勇气的”这个词,却适用于那些在智能设计(ID)运动中跟随我,包括我在会议上曾遇到的,和那些多年来和我并肩工作过的人。他们冒着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的风险,追求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还有一大群年轻的科学家目前仍处在“地下”,但他们希望在将来贡献自己的学业和研究。

这次会议中,在关于《审判达尔文》和我自己的影响力的会议后,我很高兴从史蒂芬•梅尔(Stephen Meyer)那里,听到有关正在引领ID运动的人员、研究项目和书籍。得知达尔文主义者论点的各个方面正在如何被解决和应对,这是令人鼓舞的和兴奋的。

从一开始,以《审判达尔文》为基础所建立的运动的经历,也是一路结交的朋友和盟友的过程。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史蒂芬•梅尔,当时正在剑桥大学完成他的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我们沿着剑桥的“后院”的一次长谈中,史蒂芬和我发现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科学》刊登了《审判达尔文》一篇批驳性的综述后,利哈伊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给《科学》杂志的编辑写了一封很出彩的信,接下来成了我的另一个盟友。迈克尔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众多才华横溢的人中间,他给编辑的信是我所知写的最棒的。

我的第三个盟友,孔武有力的哲学家威廉•但布斯基(William Dembski),是哲学和数学的双料博士。他当时已经在发展同样的思想,并启迪他写了许多的书。

所以从一开始,ID运动就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大家齐头并进,我不过一度走在前头,但从来不是一个名人。现在我71岁,已经退休了,领导这项运动的事务已经传递到了其他人的手里。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失落,而是我长久以来计划的实现。

进化与适应混为一谈

我所读到的达尔文主义者一方的此类文章,也是我一直对此抱乐观态度的因素之一。例如, 2005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智能进化”文章。尽管标题如此,但威尔逊全然不认为智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下面是他如何解释该过程:

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简要来说,如果一个生物体的群体中,包含在某些性状上的多个遗传变异(比如鸟类族群中红色与蓝色的眼睛),如果这些变种之一成功地贡献了更多的后代,下一代中其他的变种,整体群体的组成都改变了,进化就这样发生了……想想一个繁殖种群中红眼睛和蓝眼睛的鸟,假定红眼睛的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种群会很快地变成大部分或完全由红眼睛的鸟组成。现在,假定绿眼突变体出现了,它甚至比红眼睛形态的鸟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这样下去的结果是物种最终变成绿色眼睛。如此进化又迈进了两个小步。

在该例子中威尔逊称为“进化”的过程,实际上不过是适应性的变化,并不是那种能产生一种新生物的改变。在应付临时的环境危机时,物种在某些特性上有改变的能力,当危机过去,又会回到其原来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可以在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形下,让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而避免了灭绝。正如一个诙谐的评论家点出了要害:达尔文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它只解释了物种的生存(survival),而不是物种的出现(arrival)。

威尔逊暗指着他所列举的,比较微小的适应性变异的例子,和所谓的人类经历地质年代,由单细胞细菌或阿米巴祖先进化而来,经由相同的过程。这显示了达尔文主义者用语含糊的特点,采用“进化”等定义模糊的词语,在方便时又会偷换概念。

真相将占上风

我必须承认,目前爱德华•威尔逊的逻辑风头之盛,盖过了我的。这不仅在政治化的大科学的研究机构,即使在许多基督教学院的教授中也是如此。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科学真的是一个能够自我纠正的事业,虽然当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已经风行于最强的科学大佬中时,其自我纠错机制可能长期死气沉沉。若我没有这样一种孩童般的信念,那么目前的情况一定会使我忧心忡忡。

我们想将科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当前的情形令人沮丧,它仍然限制着像爱德华•威尔逊和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等人的思想,要不然他们会是令人钦佩的。但目前的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其根基的裂缝已经可见,正在不断增长。

我深信,当我们最终在科学界面前能有一个公平的听证,认同重要的词语必须明确地界定和一贯地使用的原则,然后更优的逻辑将占上风,达尔文主义将退居思想史。我的目标并不在于以一个占优势的多数来统治科学界,而是呼吁科学家不受偏见的干扰,保持头脑清醒,逻辑思考,争取思维的自由。在这个思想解放春天的时代,知识的自由必将在科学里重塑。

作者詹腓力,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名誉)。他是《审判达尔文》、《真理的楔子》(The Wedge of Truth)、《正确的问题》(The Right Questions)(InterVarsity出版社)和其他挑战主宰现代文化的自然主义假设的书籍的作者,并任《试金石》的特约编辑。

译者来自中国,《细胞内的印记》翻译成员之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博士,现任美国大学病毒免疫学研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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