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 | 三张画像

王裕 OC橄榄社区
不信主的人各有各的理由,但坚实信主的人都必定经历过深深滋润他心灵的恩典或撼动他心灵的见证。

玻璃板下的画像

我第一次见耶稣像,几如偷尝禁果。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知识份子家庭,全家成员均执过教鞭。如同其他普通人家一样,经历多场政治运动后,放眼四壁已无所谓“封、资、修的遗迹”。一次又一次的清理之后,父母仅在其自己使用的写字台中央有锁抽屉里和玻璃台板垫纸下珍藏了一些实在不忍丢弃的东西。偏偏是这些父母关照不许碰、看的东西,无数次撩拨起我偷窥的念头。我终于发现玻璃板下藏有三张画片∶第一张是头戴荆棘冠冕的耶稣受难头像;第二张是一位衣著薄如蝉翼的乌克兰少女,摆着单腿倒踢金冠的柔蔓舞姿;第三张是一幅工整的周恩来炭笔画。这三张画像实际诠释了我父母过往的心路历程∶他们参加过教堂的诗班;以颇有小资情调的心态崇尚过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蓝图;决心以周为榜样,做个脱胎换骨的知识份子投入工农专政革命。

尽管我多次掀起过玻璃台板去看那三张画片,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基督耶稣受难图。尖粗的棘角刺入他的额头,殷红的鲜血滴淌下来,脸庞微垂,似痛苦又宁详,举目仰上,眼神中几分哀怨,几分坚毅。那个乌克兰少女的柔姿给过我无数遐想,但我后来越来越爱看这张基督画片。我觉得他的眼风、神态和形像似乎在刻意昭示∶其实这个人的心尖在为世人滴血。我一度遗憾这画为什么不配上一个中国人的头像,那岂不成为对中国当时万马齐喑的黑暗年代的绝好写照?

红语录塑包皮下的圣经

1974年我回城进入一家小厂当机修钳工。由于工种的关系,又由于当时的工厂处于半工半歇的状态,故常和厂里的病退大学生及老三届高中生们神侃,针砭时弊,被厂领导讥为臭老九成员。一次我回到工作台,忽然发现一位女同事在不远处的机床边凝神阅读。出于好奇我走了过去。她是那样的全神贯注,以致我已发现她那红语录塑包皮中竟然是圣经时她还浑然不觉。在那个时代,如果我大嚷起来的话,我必被封为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标兵。但是她也是被厂领导划为臭老九集团的一员——一个旧中国大班的女儿和老高中生,我怎么能出卖自己人呢?我决心暗自帮助她的灵魂脱离这“迷信”的深渊,因为列宁说过宗教是软弱的产物。

我们的辩论持续了近两年。最初我对她使用的口吻是批判性的。我试图用自己的知识和推论来驳倒她,词锋尖刻损人。有时我认为自己已将她鞭挞得体无完肤,甚至能看见泪珠在她的眼眶里打转。每到此时她便会低下头来,为我口中所吐的狂言,篾神的恶语以及为她如何使我信服而祷告。这时我会沾沾自喜,或稍有内疚,或两者兼而有之。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愈辩愈为对方折服,越辩越觉得自己肤浅。追其根本原因,乃是我所知道的东西她都知晓,而她懂的东西我则根本不了解。对方是在经历了一切的质疑、彷徨和探索后才脱颖自悟,而我则远未步入理性认识事物的大门。在她对其立场的讲解中,我猛然醒悟到我家的那幅画可能就是基督受难图。当我们共同证实以后,双方的距离一下缩短。我们的休战始于她送我一本供美国海外步兵用的小本圣经,嘱我读完读懂它后再启战端。而我的正式投降则是在不久后,我确实对面临的人生诸事无能为力,请求她为我祷告并要她教我怎样祷告。

之后我参加了她们的家庭聚会,之后神应许了我的多项祷告,然而我的灵性却没有多少长进。我甚至隐约感到,自己从紧闭窗帘低声唱诗那种氛围中感受的兴奋,以及对聚会后精美点心的享受,要比从圣经和灵性上的感受来得更多。尤其是我考入南方的大学的一个涉外专业后,对出国工作及个人的前途考虑很多,故有意无意之间疏远了聚会和教会的朋友。同时受西欧小说的影响,逐渐萌生了一种所谓中产阶级信神的情调∶有敬畏上帝的心境,但在现实生活中多有调侃或不那么严于律己;认同教会和基督,却仅仅认为它的存在不是一件坏事;关键时刻会祷告,然而多数时候还是笃信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奋斗的力量;称赞基督徒火热的事奉精神和行为,自己事奉起来却还是那么从容不迫几至冷漠;不排斥以圣经话语为原则,分享亦感动,可仍我行我素;以自己的准则理智地信神,乃至讥笑别人为盲从与刻板……总之,与无神论者做弥撒的心思相差无几。

教授的追悼会

偶然一次推脱不了的聚会里,我认识了一位老师,正是她的经历与见证,彻底改变了我的思想和人生态度。

这位老师和她的丈夫在取得生物专业学位后,决心投入为神工作的行列,于是共同跨入神学院学习。学业结束之际,共产党接管了大陆,两人同被分配入大学生物系任教。在政治运动和理论的教育下,他们的灵魂似乎有了改造,开始接受无神论、唯物主义的观点。她的丈夫写出了一本被认为极有份量的专著《从猿到人》。这篇专著后来几乎成了经典,成为每个生物专业或相近专业的学生的必读书。对他来说,荣誉、职位接踵而来。然而在文革结束的前夕,他忽然患上了一种医学上极罕见的病症——腮腺癌。当时的中国,癌症患病率为万分之二,口腔癌在全部癌患者中的比率小于千分之三,腮腺癌又只占口腔癌的部分百分比,若按概率的乘法原理来计算,其发生率已小到彻底丧失统计意义,故一般癌症研究所并不对其分类分列,只作为极罕例处理。癌症的折磨固然给他极大的痛苦,然而让他更为痛楚的是此刻他的脸变得下大上小,看上去反类似一个猿人。他猛然意识到自己背离神太久了。神又一次在召唤他,并且是在一个社会环境又将开放的时刻。他们夫妻两人恢复了读经祷告,又决心抓住这个时机为神工作,半秘密地讲解圣经传播福音。他们的祷告极大地解除了他的病痛,使他最终能再为神工作一段日子,并最终反悔认罪,以极平静的心情蒙召。蒙召前他亲嘱了后事的具体过程。

追悼会以文革沿习的形式开场,校党委头面人物率员鱼贯而行瞻仰遗体。当幕布拉开后,遗体胸前的十字架赫然跳入众人眼目。领衔人员顿时失措,一阵忙乱后正颜提出,必须摘除十字架后众人方可三鞠躬,继续开完追悼会,否则共产党员将全体退场。家属的回答则是∶这是逝者临终前的唯一遗愿,恐难从命。追悼会就在党员及在党员前欲表纯正或惧怕惹事的群众的退场,稀稀落落举行至结束。

以后学校在其丈夫生前许下的诺言均没了下文,迁移新房成空,子女顶替入校迟无回音。然而这位女教师并不计较这些,她遵从丈夫生前的嘱咐,将自己的余生全部用来事奉神∶探望病人,辅导查经,传递福音……娇小瘦弱的身躯每日奔波于郊区与城地之间。

我的心灵为之深深震撼,一个有名望的教授,最后否定掉他一世的研究和成就,这需要何等的坚强和磊落。在那似暗非暗的年代,他以最后的形式,向世人宣布他对神的回归,振聋发聩地劝喻他人,又需要何等的勇气!他以他的一生向人们提出问号并填上完美的答覆∶我们的人生究竟是为了什么?是要在基督里成新造的人,得享丰满、永远的生命。

与无限的对峙

我曾听说周恩来临死前曾将一位有具体姓氏的牧师召去,是忏悔还是它事不得而知。如果那种传说像谜一样遥不可测,我眼前活生生的见证则足足够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怀疑过神,从此我再也没远离过神。在我个人的旅程上,有过顺境和逆境,有过包括灵性在内的前进和倒退,但这一见证一直在巩固著我信神的根基。我娶了信神的妻子,有了现在的家庭,我到新的地方便寻找教会,有礼拜,有团契,有分享,有芳草地……

我将此与大家分享,希望更多的大陆学子来认识神,拥抱神,加固信神的根基。留学生中,有的平步青云,有的仍在逆水撑篙;有的志向高远,秉赋得天,有的则脚踏实地,凡人行事。其中有人今后会获诺贝尔、普立兹、奥斯卡奖,会拥有自己的大企业,亦有许多人会成为小职员,打工仔。但不管是谁,都会遇上我们的人生这一问题。

有人这样总结∶“他出生,受苦,死去”乃为人生一世的七字真言,真命天子或芸芸众生无一得脱,生命毫无意义。诺贝尔奖获得人西门亦替自己这么总结人生∶“我现在已是个老人了;我的生活曾经多姿多彩,但是所有这些事件的背后,我从未发现有任何目的;即使这世界有其存在的理由,不过是‘存在毫无意义’这一理由罢了。”

我们何必要等到这种可悲的结论在我们身上重覆验证呢?在有限与无限的对峙中,人不可能了解人和人生,唯有藉着圣灵的雕琢,方能体会到人生的完满。让我们一起在教会中敬畏神,友爱共济,共饮人生之活水吧。

作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1989年到夏威夷学习。本文选自OC见证集《另一扇门》,由檀香山华人信义会国语大专团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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