籠中的獅子

本文原刊於《舉目》59期

劉志遠

          9816955  維真大學的神學教授約翰‧史塔克豪斯(John Stackhouse Jr.),在他的近作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裡,引用了潘霍華的話:“對今日的我們而言,主耶穌到底是誰?”

          這句話很值得我們反省。潘霍華當時的教會,正面對黑暗──希特勒的掌權。對今日信徒面對的不同挑戰,史塔克豪斯延續潘霍華的思路,接著問:“為主,我們今日當成為何樣人?”
         這是兩個相連的問題:當我們真認識到主耶穌是誰的時候,我們就不能不認真去思考第二個問題。

所謂“後基督文化”

          我們必須承認,很不幸的,今日的教會有很多人為的牆。這些牆攔阻了福音國度的建造,讓教會失去時代的見證。上帝終極的旨意是必然成就的。當人虧負了上帝的使命時,損傷的只是人自己。

          教會普遍存在著無形的牆,有意無意地隔斷了上帝與人的關係,也成為社會敵視福音的原因之一,形成了所謂“後基督文化”。

          什麼是“後基督文化”?“後基督文化”意味著基督教對社會影響力式微。在一些圈子裡面,基督教已經成為眾人揶揄,甚至攻擊的對象。北美很多主流教會的聚會人數不斷下降,就是其現象之一。

          當然,也有人指出,北美華人教會不斷增長、欣欣向榮。這縱然是可喜的,但這增長畢竟摻雜著政治、經濟、移民和留學潮等因素。我們不要因此忽略後基督文化潮流帶來的警示,要提高警惕,汲取教訓,不要步一些北美主流教會的後塵。

“牆”的負面效果

          要打破這些牆,首先需要瞭解它們。筆者就自己的觀察,舉出其中幾類,讓讀者有些概念。

第一類

          第一類牆,就是教會、信徒與社會、文化脫節。楊鳳崗曾如此描繪北美華人信徒:

          “中國基督徒中,總的說來開放主義者不多,基要主義者不少,而福音主義者仍基本停留在教會的圍牆之內,沒有發揮多少社會作用……他們不關心社會、不參與政治, 拯救靈魂和屬靈生活是教會活動的全部。然而,由於社會歷史條件的限制,福音主義者並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而是自限於教會之內。”(編註:參楊鳳崗,《現代 性、民族主義和傳統文化──基督教在中國所面對的重大挑戰》)

           信徒躲在教會圍牆以內,享受團契生活。除了上班和日常家庭生活,不問世事。 教會也不與社會或社區有什麼交流,獨善其身。之所以如此,或是歸咎於生活忙碌:非不想也,乃力不從心耳;或認為教會以外的東西都是屬魔鬼的,必須步步提 防,拒絕、排斥,免受污染。就這樣把無形的牆建立起來,以保持教會整體和信徒個人的純潔。

         這是聖俗分明,甚至割裂的世界觀。教會的一些措 施、傳統,就是要維持這個聖俗分野。在某種程度上,這個分界線是好的:教會和信徒的確需要對世界分別為聖,讓人看到我們屬上帝的生命,就歸榮耀給上帝。不 過,如果信徒因此有意、無意地產生屬靈驕傲,讓人覺得是自認高人一等的聖人,就攔阻了福音的傳播。這種分割,也會使信徒、教會越趨內向,傳福音缺乏動力。

第二類

         第二類是建立在教會、派系之間的牆。自從宗教改革以來,新教宗派林立。這些宗派基本教義大致相同,差異多在次要的教義上,像靈恩的表現,洗禮的儀式,崇拜音 樂的風格,婦女在教會的領導地位等。其實這些問題,並非福音的核心。若能開廣胸襟,彼此尊重,互相欣賞,這些差異不會構成問題,反而增加教會的多樣性,反 映出上帝的多元創造力。
若是從狹窄的角度看這些事情,把這類議題的重要性無限提升,擴大到幾與核心教義同等,就會在信徒、教會、宗派之間樹起高牆,輕則自以為義,彼此排斥,不能合作,重則互相撻伐,破壞教會合一,成為世人不信主的藉口。

         相信教會裡的牆還有很多,但這裡的簡述,已經讓我們看到“牆”的負面效果。 這些牆,有時候還穿著漂亮的外衣,例如堅守信仰,忠於聖經,把自己扮成忠貞之士,其實是固步自封,誤導信徒,攔阻福音的發展,破壞神國的建造,成為後基督文化的幫兇。

缺乏整體性認識

          當年以色列,以及部分初期教會,也有同樣的問題。

          作為上帝的百姓,以色列人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視外邦人如狗。他們不僅樹起牆來,與外邦人隔斷,還認為自己是篤守律法,是衛道者(見《馬太福音》23章)。

          信從福音的猶太人,把這些作風帶到基督教會,把福音與實際生活切割 (見《雅各書》)。主耶穌、主的兄弟雅各,以及使徒保羅等,在聖經裡都談到過這類問題。
今 天很多牧者、傳道人、神學家,皆就此問題著書撰文,發出提醒和呼籲。例如Chuck Colson的How Now Shall We Live?,Nancy Pearcey的Total Truth,Stanley Grenz 和John Franke的Beyond Foundationalism。

         這些人為的牆,是源於信徒對福音和聖經支離破碎的理解。使徒雅各批評猶太信徒信心與行為分割──猶太基 督徒一邊相信福音, 一邊以“貌”取人(編註:是否穿衣華美、帶金戒指……),一嘴兩舌。這種信仰與行為的不協調,據雅各的診斷,是信徒對真理、福音缺乏整體性認識的結果。

         所以,雅各說:“因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條上跌倒,他就是犯了眾條。 原來那說‘不可姦淫’的,也說‘不可殺人’。你就是不姦淫,卻殺人,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雅》2:10,11)

          先知以賽亞對以色列人也有同樣的看見,“所以耶和華向他們說的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這裡一點、那裡一點。以至他們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並陷入網羅被纏住。” (《賽》 28:13 )這也是說,以色列人對上帝話語的理解是破碎的。

         雅各提供的解決方案,就是遵守“全律法”。上帝的真理、福音是整全的,我們卻把福音分割了,這裡一點,那裡一點,這是由於我們對福音缺乏整體的、系統性的認 識。在支離破碎的信仰裡,容易產生與信仰不協調的行為,甚至心靈扭曲,在上帝與人之間樹立起隔斷的牆, 還以為自己在虔誠事奉上帝呢﹗

不是只傳遞知識

          要幫助信眾走出這樣的高牆,當務之急是幫助信徒對福音有整全的認識。法蘭西斯‧薛華說得好:“合乎聖經的基督教,是關乎整個現實的真理。”

          Nancy Pearcey在Total Truth秉承了薛華的觀念,強調:“今日的基督教是一頭猛獅,鎖在囚籠裡面,這個囚籠就是我們對聖俗的過分分離,以致我們甘心讓基督教被逐出公共平台, 限制在私人信仰的範疇裡。要突破這個囚籠,我們要像薛華所說,基督教不只是局限在宗教層面的真理,而是關乎整個現實的全面真理。”

         Nancy Pearcey後來又稱基督的全面真理(Total Truth)為“純全的基督徒世界觀”。支離破碎、殘缺不全的世界觀,是今日教會固步自封的一個主要原因。我們需要走出禁錮教會的囚籠,傳達一個整體性的,有系統的基督徒世界觀。

          這個世界觀的內容是什麼呢?我們要怎樣傳達呢?簡單地說,這個世界觀必須包含上帝的創造和創造的上帝;純全的人觀──上帝創造人的目的、給人的異象和使命; 上帝與人的盟約、盟約的破壞(罪)與重建──主耶穌的救贖、聖靈的工作、整個創造的得贖、國度的建立和主的再來,等等。

         建造世界觀,不是 光傳遞知識(我相信大部分信徒都有些神學知識了),更要建造對世界的視角──我們人生大小的決定,都是從這個視角而來。所以,世界觀的建立是根本性的,必 須是智慧、有系統的建造,而且能落實到生命中的。信徒不能夠只停留在得救上。信徒的成熟,在於世界觀的建立, 在於能否回答史塔克豪斯教授所提的問題:“為主,我們今日當成為何樣人?”

方法背後的訊息

        教育學告訴我們,傳授的方法也帶著重要的、隱藏的信息。這些信息,我們若不注意,可能與我們要傳授的背道而馳。解經式講道不應停在解釋經文的層面,要有相當 的篇幅,講述經文意義在今日生活與社會議題中的運用。如果教導只著重解經,卻缺乏生活運用,那會間接傳遞一個訊息︰信徒靈命成長是知識的累積。這是致命性 的錯誤﹗然而許多的傳道人就是如此,導致今日的信徒,只懂片面性的聖經知識,屬靈生命貧乏且與社會脫節。

         教會的運作,當然也傳遞著訊息,影響著信徒世界觀的建立。筆者認為,教會錯誤的運作和教導,間接導致了很多信徒錯誤的世界觀(例如,認為兒童事工是成人事工的附屬品)。媒介間接傳遞的訊息,往往比我們直接的訊息更加有力。所謂身教更重於言教,就是這個意思。

結語

         如果要幫助教會突破自我禁錮的囚籠,如果真的要讓教會這雄獅從囚禁的牢籠釋放出來,我們必須誠實檢討、更新,更需要存謙卑無盡地禱告,求上帝引領。

參考資料

1.John G. Stackhouse Jr., Making the Best of It: Following Christ in the Real Worl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Nancy Pearcey, Total Truth: Liberating Christianity from Its Cultural Captivity, (Crossway Books, 2004).

3.Stanley Grenz and John Franke, Beyond Foundationalism: Shaping Theology in a Postmodern Context,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0).

4.Charles Colson, Nancy Pearcey and Harold Fickett, How Now Shall We Live? (Tyndale House Publishers, Inc., 2004).

5.Doug Pagitt and Tony Jones, Emergent Manifesto of Hope, (Baker Books, 2007).

作者來自香港,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現在加州牧會,並在神學院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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