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60年(四):春風吹又生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中國教會60年(四):春風吹又生(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

       1978年12月1-11日,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學習並討論了中央統戰部的《關於當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決的兩個政策性問題的請示報告》,強調宗教領域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很快地,國務院恢復了宗教事務局,落實宗教政策。

       1979年2月1日,上海宗教局邀請宗教界人士參加茶話會。吳耀宗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了會議,並發表講話,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主張基督徒參加現代化建設。

       同年6月,上海三自會恢復活動,著手重開教堂,進行主日崇拜。全國各地的教堂建築,也陸續地歸還給教會。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短文《宗教和封建迷信》,認為基督教等宗教作為“建制性的宗教”,和“封建迷信”不同,只要正確引導和管理,可以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

       這是一篇試探性的文章。同年10月17日,《人 民日報》發表文章《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宗教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採取壓制、打擊,而是要團結信徒,進行正確引導和教育。

      1980年10月,政府為了適應與海外基督教機構的聯繫,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由於政府認可的教會只有三自教會,所以,協會只有一個成員,那就是三自教會。這樣一來,協會和三自會等於合為一家。從此,在中國教會史上有了“基督教兩會”這一稱謂。

       進入80年代後,多年不見蹤影的基督教,突然又出現在中國大陸,但像一個大病未癒的病人,舉步維艱。雖然教堂已經歸還,教會崇拜活動開始恢復,然而,教會領袖心有餘悸,對政府的政治控制唯唯諾諾,甚至心甘情願地配合政府的宣傳,與政府忠實合作。

       不過,作為教會領袖,必須配合政府的統戰工作,儘快恢復教會活動。擺在他們面前的困難是,教會崇拜活動需要牧師,各項事工需要人才,信徒屬靈生活需要聖經、讚美詩,和各種屬靈書籍。一切都奇缺!於是,開始恢復神學院,和印刷聖經、讚美詩,並籌備《天風》雜誌復刊。

       教堂開始了久違的教會生活,與久違了的敬拜讚美聲!參加教會活動的信徒,主要是年邁老人。他們多年沒有進過教會,沒有領受聖餐,甚至沒有禱告生活。不過,他們還記得自己擁有基督徒這個名分。這麼多年的苦難,他們挺過來了。這不是容易的。因此,他們向上帝獻上感恩的心。

三自和家庭教會

        整個80年代,三自教會穩步恢復,迅速發展。註冊信徒人數,在這個10年中,從70萬增長到400萬(不計家庭教會信徒)。

       1979年,三自教會領袖吳耀宗和趙紫宸相繼去世。丁光訓成為三自教會的主要領導人。

       1980年10月,全國基督教會議在南京召開。會前,丁光訓為了和家庭教會和好,專門邀請家庭教會領袖座談。在這種和好的精神驅動下,該次會議的決議中,加進了有關家庭教會的條文:承認家庭教會,不以之為非法,但家庭教會要走“愛國愛教的道路”!

       1989年2月,丁光訓在洛杉磯訪問時,談到要在1991年解散三自教會,並確立中國基督教協會為最高機構,管理中國眾教會。不過,這一想法並未實現。

       80年代是中國社會解放思想的年代。其思想解放運動,似乎也引發了丁光訓的反思。眾人皆知,三自運動始於50年代,因緊跟著中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消滅宗教政策,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做了很多傷害教會和信徒的事。丁光訓希望能夠卸下這個歷史包袱,並努力去做一些補償。

       1988 年,丁光訓和金陵神學院學生談到:“50年代後期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左’的路線、恨的路線,在我國日益抬頭……我追隨過這條路線……我正在按我 今天的認識,投身於反‘左’工作。現在,我在神學院,在教會,在社會上,都盡我的力,不讓‘左’的東西繼續害人。我求上帝悅納我這一懺悔的表現。”

       就丁光訓在80年代的所作所為來看,這段話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他積極推動各級地方政府,落實中央的宗教政策。在為三自教會說話的同時,也照顧到家庭教會的存在,甚至希望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能夠和好、聯合。

       然而,三自教會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它一直是中國政府的一顆棋子,也參與迫害了不願參加三自教會的弟兄姐妹。隨著在50年代“三自愛國運動”中受迫害、入 獄的家庭教會領袖陸續出獄,三自教會領袖在運動初期的醜惡作為,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於是,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在80年代初出現的那一點點和好氣氛,很 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雙方的不信任,進一步加深。

不是幸運,是保守

        在惡劣的環境中,在中國社會的角落,基督教家庭教會以不被人注意的方式,迅猛地發展了。

        70 年代的中國,人們小心翼翼地生活著。一個無意的動作,如沒有在牆壁上掛好毛主席像,或毛主席的書在桌子上沒有放整齊,就可能被當作反革命,揪出來批鬥,甚 至入獄。一句不在意的話,如調侃某位領導,在他人舉報下,也會成為“階級敵人的惡意攻擊”,從此終結政治生命。能夠挺過這10年,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說, 都是一種幸運,值得謝天謝地!當時能夠繼續秘密聚會的基督徒,屈指可數,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是滅頂之災。絕大部分基督徒和其他中國人一樣,謹言慎行,免得 在政治上說錯話、做錯事。沒有人敢在大街上公然宣佈:我是基督徒!只敢在心裡暗暗地禱告。

       在上帝的帶領下,他們終於走過了死蔭幽谷,持守 了自己的信仰。他們明白,這不是幸運,這是來自上帝的保守,所以他們首先感謝的是主恩。80年代初期家庭教會聚會時,大家掛在嘴上的,就是這句話:“你嚐 過主恩的滋味嗎?”就這一句話,幾十年來的甜酸苦辣,都化作了“主恩的滋味”。僅僅憑著這句話,大家在一起聚會、分享,進而傳福音,給那些沒有嚐過主恩滋 味的人。

這是收割的季節

        雖然,王明道、袁相枕、謝模善、林獻羔等這些老一輩的傳道 人,出獄後有好幾年,都在受監視的狀態,無法在更廣範圍內,帶領教會。但家庭教會在80年代的復興和發展,幾乎是無法追逐的!進如雨後春筍般,家庭教會在 各地出現,人數急劇上升。林獻羔回憶:“1979年9月,大馬站恢復聚會,開始時每次只有4、5人。之後,便迅速增長。我們把天台蓋起來,作聚會用 ;到1981年2月,已經是在3樓講道,2樓以播音器播音了。後來雖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沒有集會自由,而暫停大聚會半年,但卻藉著這半年的時間,把破舊 不堪的樓房重新修建,實在是上帝巧妙的安排。至此,在這裡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 均有300多人聚會。”
        一則記載:山西省侯馬的“耶穌家庭”,於1979年就開始恢復聚會,吸引了100餘人參加。1982年,傳道人高老先生出獄,帶領這個教會。1988年,高老先生去世,前來送行的基督徒達千人以上,送葬隊伍十分壯觀。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之後,基督教似乎消失了。然而,當我們進入80年代這段歷史時,我們不得不驚歎,上帝在中國教會復興上的奇妙作為!文化大革 命的破四舊運動,衝擊了所有宗教,傳統的佛教和五花八門的民間宗教,首當其衝。這場運動給基督教福音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掃清了障礙。當政府給教會鬆綁時, 基督教內部沒有人會想到,原來莊稼已經熟了!
        這是收割的季節!
( 未完待續)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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