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60年(五):雜草叢生

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謝文郁

1989年,對於中國來說,是不尋常的一年;對於中國教會來說,也是不尋常的一年。這一年春天,在北京發生了一場政治“動亂”,波及全國、全世界,觸動了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挑動了每一個人的神經,在中國人心中注入了一種社會意識,驅動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

       10129434947b4669fb這場運動的實質是,一批浸淫在80年代自由主義思潮中的年輕知識分子,在美好理想和善良願望的驅動下,想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改造中國政治。他們希望在學生運動中實現這一理想。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在殘酷的中國政治面前,如卵擊石,頭破血流﹗

             這場政治動亂最終成了一把雙刃劍。一方面,那些積極參與運動的自由主義旗手,在嚴峻的政治壓力下被迫外逃,最後只能在西方國家的庇護下,在海外搞所謂的“民運”。留在國內的代言人也無處發聲,只能閉關自守。

           另一方面,這場運動對政府的意識形態也是毀滅性的。自始至終,在如何結束這場動亂的問題上,人民的期望和政府的做法完全對立。當這場運動被政府強行用暴力壓制時,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跌至谷底,政府所倡導的信念從此失去號召力。

          之後,中國社會進入了所謂的信仰空白時期﹗

宗教熱情的蔓延

           人是需要在信任情感中生活的。這一情感先是在父母的懷抱中得到滿足,後是在社會關係中得以滿足,最終則在宗教生活中得以滿足。中國人原本在共產主義理想中,滿足了自己的宗教情感。現在,這個理想破滅了。

           信仰空白的生存狀態是令人絕望的。當一切在理性中看得清清楚楚、從今日到死亡的每一天都按部就班時,生命的意義在哪裡呢?這是令人窒息的生存﹗政府的宣傳已經失效,自由主義理念已經七零八落。還有什麼可以滿足人的終極信任情感呢?

           於是,在20世紀的最後10年,中國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宗教場所,包括官方認可的公開宗教場所,如三自教會和天主教的教堂,各種各樣的佛廟、道觀,回人的清真寺,鄉村的祖宗廟等等,都呈現出復興的景象,人氣越來越旺。

            佛教的香客人數增長速度最快。大大小小的佛廟,香火熏天。與此同時,基督教家庭教會也呈現了快速發展的勢頭。雖然具體人數難以估計,但是,只要進入河南、安徽一帶,無人不驚詫家庭教會信徒人數的增長速度。

           宗教成為了熱門話題。

文化基督徒現象

           在長期的無神論教育中,“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鴉片一詞,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就是罪惡的象徵。它讓人聯想起1840年的鴉片戰爭。因此,對民眾而言,說宗教是鴉片,等於說宗教就是罪惡。

           然而國門打開之後,中國人看到的是,西方社會儀態萬種、和諧富足,令人羡慕、嚮往。而且,這個美好的社會,竟然保持著基督教。對於理想破滅、陷入信仰空白的中國人來說,基督教似乎意味著什麼,似乎指向某種奧秘。夾帶著好奇和冒險心態,一些中國人開始去瞭解、重視基督教。

           1994年,北京大學哲學系趙敦華教授,出版了《基督教哲學1500年》(北京商務印書館)。讀畢,大家好像發現了新大陸:原來基督教還有這麼豐富的思想資源﹗

            接著,劉小楓博士加盟香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並以此為基地,在中國大陸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基督教神學著作。

           在這兩股風潮之下,中國思想界一場影響深遠的基督教熱,如火如荼地展開。而且,在現實生活中,這股基督教熱造就了一大批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所謂“文化基督徒”。

            這批人,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共產主義理想在他們心中失去了地位。但是,沒有信仰的生活是令人絕望的﹗他們在閱讀基督教文獻的譯作時,找到了某種共鳴──耶穌的死是為了世人的罪﹗這是多麼偉大的人格﹗用劉小楓的話來說:他們感覺到,他們的生命“因信了耶穌基督的死而復活的愛而發生了改變”(《現代語境中的漢語基督神學》,第28頁)。信仰是有力量的﹗

            他們感受到了信仰帶來的喜悅,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不過,令他們十分失望的是,當他們走入教會,無論是三自的,還是家庭的,他們都無法呆下去。他們認同基督教基本理念,但無法認同他們所看到的基督教會。

            香港神學界在世紀之交,有過一次大範圍的討論,公開質問這些人的信仰:這樣的人算不算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家庭教會大發展

           90年代是中國家庭教會大發展的時代。根據趙天恩牧師的統計,單單河南、安徽兩省的幾個團隊教會(編註:這些教會系統多由數位傳道人開始,共同領導的。),總人數就以千萬計。比如,張榮亮帶領的河南方城教會(後改為華人歸主教會),申義平的中國福音團契(原為河南唐河團契),鄭獻起的安徽阜陽教會(後改名為中華蒙福教會)等等,據說人數皆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

           1998年11月26日,申義平、張榮亮、鄭獻起、王君侶4位弟兄,代表各自的團隊教會,聚在華北某地,簽署了一份“中國家庭教會信仰告白”,就聖經論、三一神論、基督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等七個方面,發表了信仰宣言。受趙天恩牧師的影響,這個宣告努力向海外華人主流教會的信仰宣告看齊,因而看上去相當正統。

           不過,這些教會,能否達到其信仰宣言呢?

           我們看到,這些教會的傳道人日夜奔走,各處傳講福音,行神蹟奇事,治病趕鬼。往往一次講道,整個村莊的人都決志信主。教會信徒人數急劇上升。一片復興的景象,令人興奮。

           信徒的聚會則多在晚上,有敬拜讚美(唱詩、讀經、講道),並當場治病趕鬼。由於政府的壓力,這些聚會採取了秘密的方式。講道一般是依靠自己的讀經“亮光”,和大量的神蹟奇事、故事。教會生活缺少固定的集體查經和主日崇拜。不過,會定期舉辦骨幹同工培訓,邀請信得過的國內外傳道人前來培訓。

            這些教會的大多數信徒,在聖經的閱讀和理解上,往往孤立無助。除非成為同工,接受培訓,否則在聖經知識和教會生活上都嚴重“營養不足”。他們的信仰,建立在幾個治病、趕鬼的見證故事上。

           這樣的信徒,是不是基督徒?他們是麥子,還是稗子?

20064411146268是宗派,還是異端?

           馬丁•路德發起宗教改革,提出“唯獨聖經”的口號,並反對權威解釋,提倡聖經解釋的平等權。

            在新教運動中,雖然大家都堅持“唯獨聖經”,但是,具體到某些經文的理解,意見可能完全對立。比如,在聖餐、嬰兒洗、浸禮儀式等等問題上,新教領袖們的看法迥然相異。雖經協商,仍然無法調和。

           這些不同的看法,導致了不同宗派的問世。在一系列的宗派鬥爭中,新教領袖逐漸形成一個共識:只要認信“唯獨聖經”的宣告,對非根本性問題的不同理解非但不會破壞聖經權威,反而可以藉著彼此交流,加深對上帝話語的認識,更加全面地彰顯上帝的榮耀。

           在近代基督教傳教史上,新教諸宗派都努力派遣傳教士進入中國。中國教會伊始即有宗派之爭。上個世紀30年代,倪柝聲發起了所謂的“地方教會”運動(即聚會所運動),欲帶領中國教會走出西方宗派之爭。然而,倪柝聲的地方教會不久也自成一派。

            華人教會領袖對大一統的教會情有獨鍾,且往往在大一統情結中,堅持自己的聖經解釋,拒斥、甚至打擊其他不同的理解,獨用自己的解釋來一統天下。

           趙天恩在評論90年代的中國家庭教會時指出:“由於大部分教會負責人的教育程度較低,本身的見識和思考力有限,且普遍在釋經方面的訓練不足,很多時候只執著個人的領受,結果因聖經解釋上的差異而形成不同派別。據說在河南便至少有10派,在雲南也有6派。各走極端,彼此批評。定對方為異端、邪靈的,比比皆是。”(《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頁475)

           90年代的中國教會,宗派林立。除了西方傳統宗派繼續在中國宣教(主要派遣華人基督徒為宣教士)外,還有很多土生土長的門派。不同的宗派,有不同的教會語言、管理方式、崇拜儀式等等。

            比如,北美的召會(李常受領導的教會)傳教士進入中國之後,在敬拜、教義和神學上,追隨李常受。他們的教會被稱為“呼喊派”,發展速度很快。1995年11月,政府把它定性為邪教(同時被定為邪教的還有十幾個新教“宗派”)。

           在李常受神學思想的影響下,“呼喊派”成員可以盡情發揮他們的“亮光”。於是,這個宗派進一步又分裂出了許多派別。其中,最顯著的是1993年間出現的“真神教會”(別名有“全能神教”、“東方閃電”、“女基督”等)。這個宗派不久被中國政府定性為“邪教”,並從1998年開始成為政府的專門打擊對象(其負責人趙維山因此於2000年逃到美國並設立美國總部)。

            “全能神教”的神學論點,令新教主流教會難以接受,比如,耶穌再來是“偷偷摸摸”的;耶穌第二次降臨,是以女身在中國降臨;恩典時代已過,現在是國度時代,等等。海內外的華人主流教會幾乎一致認為:“全能神教”是異端﹗

           面對這些形形色色、不斷湧現的教派,如何辨別它們是新宗派,還是異端?如何抵制那些異端?這是擺在中國教會面前的重大課題。

三自教會的迷惘

           丁光訓在80年代,協助政府恢復教會政策時,努力使三自教會和家庭教言歸於好,有意識地考慮雙方的意見和利益。他希望做中國教會的公認領袖,而不僅僅是三自教會的。

           在1989年期間,他在洛杉磯訪問時,甚至公開呼籲取消三自教會,確立基督教協會為中國教會的唯一最高協調機構,吸納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為協會的成員,共同發展中國教會。

           然而,這一年的政治事件之後,丁主教感受到了政府的維穩壓力,格外謹言慎行。1993年,他再度應邀訪問美國洛杉磯的富勒神學院。這一次,和他之前訪問洛杉磯不同,洛杉磯的華人教會在趙君影和趙天恩兩位牧師的鼓動下,抵制他的訪問。在他的演講現場,一些華人神學生公開抗議。

           這個事件後,丁主教感受到了他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隔閡。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為家庭教會代言。

          進一步,他還發現,他也無法為三自教會代言。

           三自教會在80年代漸漸恢復了元氣。該交回的教堂,基本都交回了。教會開始擁有牧師和傳道人。信徒、慕道友人數快速增長。一片復興的景象﹗

           然而,三自教會到底秉承了什麼傳統呢?三自教會是一種混合型教會,各個教堂的教義、神學、儀式、管理等等,都承傳了傳教士(屬於各宗派)留下的傳統。在50年代的三自運動中,三自教會還來不及消化、融合這些傳統,就無法抗拒地捲入了動蕩的政治漩渦中。進入90年代後,三自教會的元氣開始恢復了。很快地,他們發現,那傳統還在藕斷絲連中。

            “缸瓦市堂事變”是一個典型案例。北京的缸瓦市教堂,是英國倫敦會宣教士於1863年建立的,於50年代三自運動時併入三自教會。1986年,楊毓東被任命為該堂牧師。1994年12月4日,北京市宗教局和北京市三自教會強行解除楊毓東的牧師職位,理由是楊牧師在許多教會事務上不聽從上級指示。

           解職之後,楊牧師始終沒有脫離三自教會。他所代表的,便是三自教會內的保守傳統。臨終前,楊牧師說了如下的話:“有許多弟兄姊妹不理解我(與三自合作),這是正常的,因為我不可能向眾人逐一解釋。我想告訴所有關心我的人,22年的壓制並沒有使我放棄信仰,在缸瓦市教堂8年多的服事也沒有將我變成披著羊皮的狼。現在我仍然是個愛主的信徒,我願服事我的主,直到祂接我走的那一刻。”(引自劉鳳鋼的《楊毓東牧師》一文)

           保守的傳統和外在的政治,這是兩股對立的力量。三自教會就是在這兩股力量的張力中,艱難地生存。對於某些基督徒來說,最簡單的解決之道,是除去政治壓力,讓教會自行發展。即,脫離三自教會,建立獨立教會──缸瓦市教堂事件之後,即有不少傳道人和信徒自行組織獨立的家庭教會。然而,對於三自教會的大多數傳道人和信徒來說,這種想法不切實際。他們寧願在這個張力中持守傳統。楊毓東牧師便是代表。

           丁光訓也感受到了這種張力。他希望通過改變三自教會中的保守傳統,來消解張力。於是,他向西方的自由派神學傾斜,並在公開場合中批評信徒的保守神學觀念,提出“因愛稱義”,來淡化“因信稱義”,等等。在他看來,自由派神學能使教會更適應政治壓力。

          1998年,《丁光訓文集》出版。儘管三自教會領導階層努力宣傳文集,但是,中國教會(包括三自和家庭)反應冷淡。可見,丁光訓雖為三自的最高領導人,他的思想和作為,只是代表三自教會的一股力量。

          我們可以問:究竟丁光訓代表了三自?還是楊毓東代表了三自?又由誰來評判?

迎接新的千禧年?

           中國教會跌跌撞撞,又走完了一個10年(90年代)。這個10年,教會雖仍承受著巨大的政治壓力,但是,這個壓力已經比以往輕了。

           當外在壓力減輕時,教會如何生存?如何做事?我們看到,在中國這片土地上,麥子和稗子齊齊生長,混雜生長。那些口口聲聲宣稱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卻排斥和自己的神學、教義、組織不同的基督徒。究竟誰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這是宗教改革帶來的問題。當年,馬丁•路德提出了“唯獨聖經”這個響亮的口號,衝擊了羅馬天主教的權威。而今,權威已逝,卻有基督徒僅僅憑著自己的讀經亮光和體會,宣稱自己真理在握,抨擊對方為異端。在這種情況下,真假基督徒的辨認,成了嚴重的問題。

           聖經解釋權是平等的。任何基督徒,當他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時,他在閱讀聖經時領受的,一定來自上帝的啟示。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當他的理解與其他人不同時,他應該成為判斷者,還是傾聽者?

           人很容易把自己的亮光和理解當作是真理的全部,從而拒絕不同的意見。這時,他其實是破壞了平等解釋權。中國教會需要一個平台,信徒之間藉此能夠平等對話、彼此接納、共同提高。願上帝親自搭建這樣的平台﹗

            90年代,中國教會進入了雜草叢生的時代。我們需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我們如何才能行走在上帝的計劃中?

(未完待續)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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