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60年(三):教會哪去了?

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5期

文革与教會

中國教會60年(三)       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中國開始發動。這是一場以割裂傳統、進入嶄新社會為目的的革命。整個中國大陸被染成了紅色。在中國人的傳統審美中,紅色是歡快、喜樂的顏色,但是,這個時期的紅色則是血色。紅旗是血染的,紅寶書是血染的,紅衛兵當然也是染了血的。

        這一切,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下,視為理所當然──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是暴動,是鬥爭,是必須流血的!

浩劫之中的教會

        在紅色的渲染下,中國人都興奮起來了。一方面,他們對未來充滿美好盼望;另一方面,他們奮不顧身地要去打破和掃除一切在他們眼中的障礙。

        教會顯然跟不上這種政治形勢的發展。

        在政府的意識形態中,不但沒有宗教的地位,反而認為宗教是不科學的、過時的,是阻礙社會發展的包袱,必須拋棄。因此,讓宗教完全消失,這對於社會、國家、人民來說,乃是一件大大的好事。

        三自運動,就其原始動機而言,就是要讓基督教平穩地消失。有不少教會領袖在加入三自教會之初,以為可以在順服政府的前提下,繼續發展教會事業,後來終於發現,這不過是一廂情願。

         對此,王明道說:“從三自會成立的那一天起, 中國基督徒就完全失去了‘信仰自由’。你要‘信仰自由’麼? 可以,但是必須加入三自會。加入以後就把你化掉,化到無神那一邊去了。他們不會逼著你、叫你說無神,你自己就不敢提到神了。”(《又四十年》,第7章)如 此清醒的王明道,是不見容於政府的,於是他在監獄呆了20餘年。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這便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從此,中國人就掉進了一個大漩渦,任何人都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很快地,紅衛兵運動成為潮流,沖刷著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所有公開的三自教會及教堂,都首當其衝成了被攻擊對象。紅衛兵佔領教堂,批鬥神職人員,燒毀聖經和其他屬靈書籍。於是,一個接一個,三自教會在公共視野中消失了。

        當然,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專門針對基督教的運動。紅衛兵要攻擊、摧毀一切“舊事物、舊傳統、舊習俗”——基督教是宗教,一切宗教都是落後的、迷信的、陳舊的,必須掃除!
        這豈是三自教會的領袖能夠阻擋的?!我們來讀一段曹聖潔牧師(中國基督教協會第五屆會長)在2002年的回憶:

        “我自1959年被借調到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為三自主席吳耀宗先生當秘書,1962年正式納入全國三自編制,一直工作到1966年。在這段日子 裡,我親身體驗到像吳耀宗這樣的基督教人士切實愛國愛教的情懷。即使在上世紀60年代宗教陷於困難境地時,他仍堅持愛國,並相信基督教的真理核心終會被人 認識……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我被安排去上海市直屬機關五七幹校,在嘉定外崗勞動……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極度困惑,看不到教會的前途,更無法理解基督教中的愛國力量為什麼也要被打倒……”

        文中的“愛國力量”,指的就是三自教會。字裡行間似乎隱含了對非三自教會的指責,即認為他們是不愛國的──因為他們(倪柝聲以及那些脫離三自教會的基督徒) 是在控訴美帝國主義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運動(1950-54年)中,退出三自教會的。這裡,我不是要追問這場控訴運動的是是非非。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是,曹聖潔牧師的困惑,表達了三自教會的許多領袖在文革時期的困惑。

死亡線上的教會

        70年代的中國,所有教堂都改作他用(工廠、倉庫等),三自教會徒具虛名。在公開場合,我們看不到敬拜讚美、聚會禱告、福音團契等等。總之,看不到任何真正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三自教會名存實亡。

        甚至,基督教這個詞,也越來越少人提起。基督教幾乎在中國社會的公開視野中消失得無影無蹤。

        作為外交需要的擺設,政府保留了一些與外交相關的宗教活動,如開放北京南堂天主教堂(1971年),和北京米市街教堂(1972年)等,供外交人員主日敬拜使用(但不允許中國信徒進入)。

       出於同樣的需要,政府也讓一些宗教人士露面。丁光訓因此作為基督教的代表,出面接待外賓。身為聖公會主教(浙江教區,1955年),丁光訓必須和政府保持政 治上的統一口徑。在70年代的涉外談話中,他反覆指出,基督教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工具。同時,他也實話實說:中國基督教日益衰落,並可能完全消失。 不過這樣的話,是不會出現在中國公開的報刊上的。

        中國教會哪去了?她真的已經衰落並消失了嗎?

        我們再來看看家庭教會。三自運動之後,一批基督徒不願意加入三自教會。他們組成家庭教會,消失於公共視野。也許正因為家庭教會不具公開性,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就沒有受到紅衛兵運動的直接衝擊,而且在最狂熱的時期,家庭教會也沒有停止聚會。

        然而,文化大革命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沒有人可以置身度外,也沒有世外桃源。這是人和人之間關係高度緊張的時期,人人自危,甚至親人之間也常常相互舉報。 1975期間,在上海發生過這樣一件事:婚禮當晚,新郎向新娘傳福音。第二天,新娘就舉報了他。政府以“反革命分子”的罪名,判處新郎10年徒刑。這種舉 報親人的事,當時屢見不鮮,乃是文革期間人際關係的真實寫照。

        因此,家庭教會的聚會必須更加秘密,更加不為人所知。不少教會,將聚會時間改為半夜或凌晨。聚會的地點,或者在荒野無人處,或者在佈置得密不透風的房子裡。彼此之間的聯繫也是單線的。除了在教會內,沒有人敢公開宣稱自己是基督徒,免得有人告密。

        對於政府來說,所有的家庭聚會,一旦發現,立即取締;無論是家庭教會的領袖,還是信徒,都立即逮捕、判刑和勞改。地方政府和家庭教會之間的關係如同捉迷藏。 在這種嚴酷的環境中,發生了很多令人感動、讚歎、流淚的事情,見證著上帝的帶領。但是,從這些故事中,我們也看到,家庭教會就像見不得人的秘密組織,東藏 西躲。沒有公開的福音宣講,沒有基督徒身分的宣告。聖經不在桌面上,信仰深藏不露,聚會偷偷摸摸。

        0b55b319ebc4b745b4c287afcefc1e178a821530重溫這段歷史,我們除了讚歎上帝在家庭教會中的作為,除了相信上帝在歷史上的主權,還是禁不住要問:這就是中國教會嗎?難道上帝要在中國建立秘密組織?如此,耶穌的名何以彰顯?

        也許,我們至少可以說,家庭教會是中國教會的小小側影。但是,中國教會哪去了?

何為教會的基石

        馬丁.路德發起的宗教改革(1517年),涉及了教會根基的爭論。根據羅馬教廷的說法,教會是建立在教宗身上的。這個說法,是以《馬太福音》的一段經文為據 ——耶穌對彼得說:“我還告訴你,你是彼得(意思是‘石頭’,編註),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他。” (《太》16:18)

        彼得是羅馬教會的創始人。早期教會在傳承上有一個基本的理論,那就是,我們所信的來自於使徒所傳的。使徒傳承就是聖靈的洗禮。在儀式上,使徒按手傳承聖靈, 稱為按手禮。歷代的每一位羅馬主教(教宗),都在按手禮中,從使徒彼得那裡承傳聖靈。這個從使徒那裡傳承下來的聖靈,乃是教會的基石。歷代羅馬主教既然承 傳了這聖靈,他們因而就是教會的基石。也就是說,教宗的權威來自聖靈,不可動搖。反對教宗的權威,等於動搖教會基石。

         然而,馬丁.路德反 對羅馬教廷的這種解釋。他認為,彼得是在信心中向耶穌懺悔,因而耶穌把教會建立在他身上。而且,聖靈並不是在按手禮中傳遞的,而是在人的信心上進駐並與之 同在的。這就是說,耶穌是把教會建立在彼得的信心上,而不是在彼得的心思意念或其他什麼因素上。只有信心,才是教會的基石。

        這場爭論,對新教的教會觀具有深遠意義。我們看到,文革期間,基督教消失於中國社會的公共視野,但是,教會還在!因為,基督信仰還在中國人的心中!換言之,只要還有中 國人持守著基督信仰,中國教會的根基就還在,中國教會就不會倒塌,不會消失。而且,隨著時間的流逝,特別是在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中,這些中國人的基督信 仰,愈發深入他們的生存,成為他們生命的支柱,支配著他們的心思意念和判斷選擇。

        於是,我們有了地地道道的中國人的見證。這些見證在上帝的計劃中,必將為人所知,散發能量,把上帝所揀選的中國人召集在一起!這樣的基督信仰,是在中國人的生存經歷中建立起來的,是經歷了考驗的,因而是中國教會的真正基石。

在信心中的教會

        在追蹤中國教會的蹤跡時,我們需要對“信心”一詞有所界定。

        路德談過“信心”和“理解”的差異。他說,只要我們相信耶穌是基督,相信聖經是上帝的話語,那麼,我們對經文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釋,並不會影響我們的救恩。路德鼓勵信徒大膽地根據自己的理解去生活。

        信心是連接我們和上帝的通道。上帝藉著我們的信心,祝福並帶領我們,而我們在信心中領受上帝的祝福和帶領。當然,人是在理解─判斷─選擇中,進入生存的。這就是說,神的祝福必須轉化為信徒的理解─判斷─選擇,然後才能進入信徒的生活。

        在路德看來,只要在信心中,這些理解─判斷─選擇,儘管不同,但都得祝福。而我們也發現,正是在信心中,中國教會的根基越來越紮實,一步一步地走出死蔭幽谷。
        對此,有幾個代表性人物的信仰生命歷程,是很好的說明。

       我們先來看看吳耀宗。在三自運動,吳耀宗成為中國教會的領袖。對此,王明道公開聲明不予承認,認為吳耀宗屬於“現代派”(自由派),因而是不信派,無法與之 同伍(這是他不加入三自教會的主要原因)。吳耀宗對於自己屬於現代派這一點並沒有加以否定,但認為那只是神學立場之爭,他沒有懷疑過自己的基督信仰。即使 三自教會在文革期間,無法舉行任何宗教活動,他仍然相信教會一定還會復興。有一次,吳耀宗對三自教會的幾個核心人物說:“教會裡人愈來愈少了,可能還會少 下去。只要有50個像我們這樣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還是會復興的。”(據羅冠宗回憶)

        就歷史進展而言,中國教會80年代的復興之路完全超出了吳耀宗的所思所想,並沒有依靠他心目中的那50位。不過,他始終沒有放棄信心,在他的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昨夜心神不安,經長時間祈禱,心境復趨平靜,得到的啟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將對你有益。”(1964年3月11日)

        b17eca8065380cd7b624d651a044ad3459828157他一生做的最大的事便是建立三自教會。因此,三自教會的生存和發展乃是他心中最大的負擔。吳耀宗(以及那些與之同工的三自教會領袖)的信心和負擔,就是三自教會在改革開放之後,恢復和發展的動力。

        王明道第一次進監獄的時候非常害怕,略被威脅就答應政府,出獄後為三自教會工作。但是,出獄之後,他發現無法違背自己的信仰去實現這一諾言。於是他主動要求重新入獄。他1963年9月21日被判無期徒刑時,他發現自己被逼上絕望的境地:既得罪了人,又得罪了神。

        從這個時刻起,他才真正地把自己交給上帝。正是這個信心,使他在接下來的監獄生活中,能夠心平氣和,說心裡想說的話,做該做的事,甚至和監獄的管理員和幹部爭論。

        在獄中,王明道感覺到的壓力是,政府要求他放棄信仰。政府要求王明道改變對三自的態度。但是,王明道認為,三自運動是由一批不信派發起並領導的,接受三自教會就是放棄信仰。

        70 年代的批林批孔運動讓他的國學知識有了顯露的機會,令監獄幹部大大地吃驚和敬佩。1979年,王明道瞭解到,他的事已經成了中國的外交事件(因為德國和美 國都報導了)。於是,他在爭論時愈發有底氣,他宣告:“我的事情是個大冤案,就跟岳飛的冤案差不多。” 政府要釋放他時,他堅持討個說法,拒絕出獄。最後,監獄管理員費盡心思把他騙出監獄。

        王明道在長期的監獄生活中,持守了自己反對三自運動 的立場。他相信,上帝一定會為他伸冤。他已經不去想中國教會的問題了。對他來說,三自運動已經把中國教會給毀了。而家庭教會的存在,他毫不知情。因此,他 所持守的,僅僅是他個人的信仰。然而,當中國教會復興的時候,我們看到,王明道的個人信仰,就成了一個巨大的動力。

        倪柝聲則不願意和政府對抗,甚至願意合作,並參加三自教會。但是,他向政府控告,三自工作組在“控訴運動”期間,把宗教問題政治化,破壞地方教會。他因此被捕。政府對待倪柝 聲,似乎沒有像對待王明道那樣有耐心。進監獄之後,倪柝聲相當配合監獄管理,不久就被任命為小組長,帶領小組成員學習各種政治文件。儘管如此,監獄管理階 層卻從未放鬆對倪柝聲的監管,甚至不允許他開口禱告。

       1967年,倪柝聲的15年刑期已滿(從1952年被捕算起),卻未能被釋放(他一 直盼望出獄)。1972年,倪柝聲因心臟病逝世,卻被監獄方面鑒定為自殺,根據就是他的枕頭下發現如下留言:“基督是上帝的兒子,為人贖罪而死,三日復 活,這是宇宙最大的事實,我信基督而死。”

        倪柝聲接受了政府強加給他的罪名,不加申辯,相信這是上帝的主權所允許的。無論他的生活境況如何,他都深信,他的生命在上帝的手裡。這是一種完全的交託和絕對的順服!
        但神似乎遺棄了倪柝聲。20年的監獄生活,除了折磨之外,倪柝聲似乎沒有得到任何其他的看顧和憐惜。這種折磨的意義,似乎僅僅在於準備他的死。然而,倪柝聲的信仰沒有動搖。他深信這就是他的十字架道路。我們看到,當他走完這段路時,他就高高地舉起了耶穌基督的名字!

        中國教會沒有消失!中國教會因為這些中國人的信仰還在!中國教會就在他們的信心中!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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