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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5月14号，下午一考完期末考试，来美两年的我就兴冲冲地踏上了回中国探亲的旅途。可是有谁能想到∶昨天晚上的我还在痛哭流涕呢！这真应了圣经上的话：“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飞机上，本想大睡一觉，以解连日考试之乏，却怎麽也睡不著。这些年来“一路新歌一路爱”的往事，在眼前清晰地铺展开来┅┅
我是在大陆信主的。当时我参加了一个英文补习班，班上居然有三位基督徒。一下课，他们就合唱赞美诗。（当时我还不知道那叫赞美诗），可是那旋律却深获我心。有一次，我居然莫名其妙地落下泪来。
当然我并没有屈服于这美丽动人的“宗教鸦片”，而是夥同其他同学，每天下课同他们三个展开激烈的辩论混战。
当时我自恃教了七年中文，每日被我的那帮十五六岁的中专学生崇拜著，就飘飘然地自以为口才了得。私下里，常和同学们偷笑基督徒的逻辑太简单了，因为他们经常使用的三斧头就是：“耶稣基督说他是主，既然耶稣不是疯子也不是骗子，那就一定是神！”这种小儿科式的逻辑，比起咱们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差远了。
我就常常自告奋勇地充当反方的主辩。他们很无奈∶“Ann（我的英文名字）要是能信主，全班同学都能信！”（後来真是全班十六位同学都信了－－这在英文班历史上是一个大奇迹。）他们就只有每天早上跟我们的英文老师，一位美国基督徒一起，点著我的名为我祷告（这是我後来才知道的）。
有一天，他们的主辩者Ruth，也就是《神使我在夜间歌唱》（发表在《生命季刊》）的作者，举出十诫来让我们自己衡量自己。为了堵她的口，我睁著眼睛说瞎话：“十诫我条条都做到了，不要说是贪恋别人的东西，就连公家的一张纸我都从没拿过！”其实何止是一张纸，就在前一天，我和同科室的老师还理直气壮地瓜分了给学生买保险的回扣。
Ruth听我这一说，笑了起来：“噢，原来你是个义人！耶稣来不是来寻找义人的，而是来找罪人的。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需要。你走吧！”
她这样一说，我就投降了∶“不，我不是义人，你们还是找我吧！”因为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我心灵深处，我是有病的，虽然在所有认识我的人的眼中，我是个最幸福最健康的人。我是中国大陆“生在红旗下，长在蜜罐里”的“垮掉的一代”。我的父亲是师级军干，母亲是医生，比我大六岁的姐姐在美国当软件工程师。我一帆风顺地考上了大学，毕业後又在卫校捞了个教书的铁饭碗。一周教书六小时，其馀的时间就任我Party、沙龙地逍遥了。我的亲戚朋友除了在我老爸的千叮咛万嘱咐下，隔三差五地为我安排相亲外，实在想不出他们还有什麽可替我操心的。
可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在哪里漂泊，里面满了虚空的虚空。这种虚空感从我十四岁起就开始蔓延，正所谓张爱玲的话∶“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却爬满了虱子。”
在我十四岁以前，每年一度写“我的理想”的作文时，我都充满了自豪地写道∶“有朝一日我要成为像鲁迅那样的作家！”（当时当个作家还是满光荣的。）可是就在那个十四岁的雨季，我那个充满了幻想的小脑袋里居然蹦出了这样的念头：“就是成了鲁迅那样的作家又能怎样？还是要死的！鲁迅的坟头现在还有野草吗？”
在中国，小孩子是不兴跟爸爸妈妈谈论这样的主题的，这样的问题叫做不务正业兼发神经。问题被人为地压抑下去了，可是那虚空的感觉却像生命袍子上的虱子，不断地啃噬著我的心。随著岁月的推移，我在哲学、心理学、宗教领域一个个地迁徙，找不到医我病的处方。既然他们的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何妨一试？
基于这样的心理，三天後我起了个大早，找Ruth带我做决志祷告。当我跟著Ruth说∶“我把我的一生交托仰望在主的手里”时，心里真是忐忑不安∶这可怎麽得了？万一要不回来，可怎生是好？我当时的心情，就像一个对婚姻摇摆不定的人，一时激动打了结婚证後的茫然不知所措。
然後，这实在是我一生中做得最好最对的一个决定。我後来还嫌这个决定做得太迟了呢。如果我当初没有在大陆信主，也许来美後就很难真正信进去了，因为人太忙，竞争压力太大，心很容易变得异常浮躁。又或者如果我当初在大陆接受了灵命栽培和造就，来美後，也许很容易跌倒；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和观察，我觉得就灵命的栽培和造就方面而言，大陆，尤其是家庭教会方面，做得扎实系统些（特别是在对付罪和负起大使命方面）。而北美教会就侧重于借助各种餐会、夏令会、冬令会等活动，通过对海外学子生活上的关心，把基督的爱传递给他们。
这也就是为什麽大陆的见证多半是与主同工的生命见证，而海外多是主爱同在的感恩见证（此篇也是感恩见证）。这也是为什麽你在大陆看不到为找工作、办户口开的专题聚会，同样你在北美也不会有传道人打电话到你家说∶“Hi，XXX，今晚请你到教会来，我们一齐把这一周所犯的罪在神面前做忏悔祷告。”我相信这两种模式各有千秋，而主对每个人的安排总是最合适宜的。
信主的那个寒假，我开始闭关研读圣经。我犹记得除夕之夜，窗外烟花怒放，鞭炮齐鸣；窗下我自挑灯夜读，不时为圣经中的精辟话语击桌叫好，真是别有洞天啊！
当我遥望星空∶一轮明月，数点寒星，要是以往，我又要感叹似水流年，青春易老。可是今天的我灵犀已被一点通，只觉得处处都是∶“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原来只要你信，天堂现在就在你的心里。我打电话给Ruth∶“我连圣经这样伟大的著作都没看过，就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真是井底之蛙啊！”
另一个忧患意识也在我心里发芽长大∶我太爱我的父母了，我既深信神所说的话都是信实的，又怎能忍受将来有一日，在天堂眼睁睁地看著我的父母在地狱受那不灭之火呢？每每念及兹，我都是椎心的痛，以至潸然泪下。我悄悄地跟神说∶“如果到了那无可挽回之日，我就是以生命相胁也要让我的父母归于你的名下。请主成全。”
因为我知道我爸妈视我为掌上明珠，爱我甚过他们的性命，如果我真地出此下策，他们一定会屈服的。我当然知道我这种传福音的方法算不上是好法子，可我那慈爱的天父竟怜悯了我这芥菜籽大的信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外婆，两个姨妈还有表弟表妹都陆续成了神的儿女，真的是大大超过了我的所求所想！
刚开始的时候，我担心我父亲受无神论的影响太深，听不进有关信仰的话。而我妈妈出身不好（祖父是个没落地主），是“黑五类”，长期被共产党排斥在外，所以就决定从我妈妈这个“薄弱环节”入手“发展群众”。有一日，在我妈妈的病榻前，我试著跟她解释我信主的事情，没想到她居然说∶“那很好啊，当年我一个人到武汉读医校，得了病没钱治，还是教会的医院收留了我。我一直觉得他们的上帝是个好上帝，我也要信呢。”我真是在心里欢呼。
而我的爸爸，是神亲自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为，而使他这个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折服。那是另一个长篇故事。
1997年9月，我以F-2的身份来美伴读。来美之前，心里实在是有些慌恐∶一个学了四年中文，教了七年中文的人，英文水平可想而知，能在美国干什麽呢？
出发前，教会的弟兄姐妹送了我一盒录音带，其中一段话深深安慰了我的心∶“当你信主後，整个世界就像一个大家庭，无论你走到哪儿，都不过是到了另一个小房间而已，你永远走不出主爱的视线。”
我就这样带著这段话到了美国。可是现实问题还是摆在眼前∶先生所在的大学各个系对TOEFL成绩的要求，不是600就是590。我复习了三个多月後也只考了530分。我真的很 气，跟神说∶“既然我未出母腹以前你就拣选了我，你在我一生中有一个奇妙的计划，那你为什麽不带领我学四年英文，教七年英文呢？也省得我浪费了十一年而现在成绩这麽差。”
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我只好来到神的面前求帮助。神是信实的，我继续努力，终于在98年的4月过了TOEFL关，进入教学技术系攻读网络课程硕士学位。我因而不得不补很多电脑的课，这对於没有理工细胞的我而言实在不容易。幸亏“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到今时今日，我的GPA居然仍有3.91。
摆在我面前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学费！在教育系，拿资助难，难于上青天！我只有把眼光转向外系。在我成为研究生之前，东亚系就招聘一个中文研究生助教。
我跟神祷告说：“我知道我不可能得到这个职位，但请你给我一个面试的机会。”当时我既不是研究生，又没考英语口试，一样条件都不合格，可神却使我如愿以偿，得到了面试。
虽然只是个小小的面试，却对我第二年申请这个职位意义重大。後来系主任告诉我∶第一年给我面试；第二年给我这份工作，全是因为我的中文背景很强。今年一开春，一位泛泛之交的墨西哥友人一定要聘我作她儿子的中文教师，薪金还蛮不错的，理由也是我的中文学历和教书背景。回想起当初对著神抱怨“为什麽让我学中文”，我不禁不好意思起来。
在与东亚系签了合同之後。我满怀喜悦地订好了回国探亲的机票。可是好事多磨，就在我回国的前三天，系主任告诉我，我的合同在副校长那儿卡住了，因为我没有口试成绩。如果我的口试成绩没有通过（相当于TSE的50分），就一定不能录用我！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无计可施了三天之後，精疲力竭地倒在主的怀里痛哭流涕，倾诉心声，忏悔过犯，和先生一起做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次祷告。一位哲人说过∶苦难是神对我们的喊话筒。这确是真而又真啊！
第二天一早我拿到了我的口试成绩，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我通过了！神啊，我何德何能，竟蒙你这样的祝福呢？我记得刚来美国时，我身无分文，要学圣经里的穷寡妇向神奉献两个小钱，都要经过反复挣扎，可是神赏给我的何止百倍。
晚上，一家人在灯下诵读圣经，又为姐姐祷告，最後父母用施路德女士的《蒙福的儿女》按手为我祝福。在主爱之中，这样的天伦之乐让我们不醉亦难！
白日，闲话家常的时候，爸爸拿著我的手常常解释著几句歌词∶“父母对儿女的要求不高，只盼望他们有空常回家坐坐，爸爸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这朴实的歌词，深深地打动著我的心，我不禁想∶这不也是天父的期盼吗？他多想我们以信进入他的门，以祷告进入他的院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