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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和哲学家罗素（Russel）及美国康乃尔大学首任校长怀特（White）就极力主张基督教是科学发展的“阻力”。因为在过去基督教有许多迫害科学的实例，可以说是“铁证如山”不容否认。然而当代许多专门研究科学发展史的学者却有相反的看法。例如英国剑桥大学中国科学史的权威李约瑟（Joseph Needham）、荷兰学者胡卡司（Hooykaas）及墨顿（Merton）都强调基督教才是近代科学在英国蓬勃发展的推动力。
因此，究竟基督教是近代科学发展的“阻力”或“助力”，有待我们重新仔细了解一些史实，才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以免失之偏颇。同时，鉴古知今也可以对未来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反省及再思的机会。
谈到宗教妨碍科学发展的实例，很多人都会立刻想到十六和十七世纪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如哥白尼（1473-1543）及伽利略（1564-1642）的例子。尤其伽利略被天主教教皇定罪并且软禁的事实，更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实例。然而这事件的来龙去脉已经被扭曲了，以致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事实的真相及问题的症结。
哥白尼是第一位提出地球环绕太阳运转的天文学家，但他为了避免引起困扰，直到他临终前几小时，他的书才印妥出版。有人以为他是因为害怕教会的迫害才出此下策。但近代历史家却发现，哥白尼真正担心的对象可能是那些坚信亚里斯多德宇宙观的天文学家，而不是那些神学家或教皇。事实上，极力鼓励哥白尼出版著作的人士包括天主教的一位枢机主教及基督教（新教）的一位年轻天文学家。而身为虔诚波兰裔天主教徒的哥白尼，更在书的开端将此书献给当时的教皇。
伽利略才是真正受到迫害的天文学家，但他的情形则复杂得多。当伽利略在1610年首度以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印证了哥白尼的主张后，便遭到其他大学教授的围剿及教廷的警告。后来由于他的一位担任枢机主教的朋友继任为教皇乌班（Urban）八世，使他更放心大胆地在1632年出版了他的钜作。结果伽利略被定罪，并被软禁在义大利弗罗伦斯的一座舒适的别墅里，直到十年后逝世为止。
但是有几件事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伽利略是在罗马的学者，因此也格外地受到罗马教廷的注意。而当时天主教的教廷，由于受到由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的刺激，变得特别保守、敏感而且专制。然而与伽利略同一时代的另一位天文学家克卜勒（Kepler），在1609年也出版了他的名著《新天文学》，同样支持哥白尼的观点，并以物理学的理论来解释行星的运行轨道。然而克卜勒却未遭到任何的迫害。原因很简单：克卜勒是德国人，住在马丁路德领导下的“新教”（即俗称基督教）的势力范围内，天主教教廷对他无可奈何，而新教对于任何科学的发展多半采取宽容甚至鼓励的开明态度。所以我们只能说，十七世纪的天主教廷，曾在错误的神学观点下，阻碍了某些科学的发展。
第二，伽利略之所以被定罪的主因，不是因为他赞成太阳才是太阳系中心的看法。因为这是他事先就私下取得教皇同意的“默契”。问题出于他在书中坚持，神用圣经及大自然向人类启示祂的奥秘。而解释圣经固然是神学家的职责，但解释自然界奥秘却是科学家当仁不让的权利。因此，所有圣经中有关自然界现象的经文都应该从科学观点重新解释。伽利略大胆的宣告，激怒了向来以拥有解释圣经之最高权威的教廷，他被定罪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但是伽利略的案件日后被渲染，夸大得失真了。以致于宗教与科学“势不两立”的印象也就更加深植人心，难以澄清了。事实上，这些个案都有其他复杂的因素在内，绝非所谓的“宗教势力在压抑科学的发展”那么单纯。
十七世纪的英国是近代科学发展的温床，这是公认的事实。但是，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英国在短短的一、两百年之内，科学发展突飞猛进，远超过欧洲其他各国，却是历史学家争论不已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社会及经济因素是主要原因，科学家们则强调数学及实验方法的重要性。 近代有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基督教的思想才是幕后最大的功臣。
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很早就曾指出科学发展与英国清教徒有密切关系。近代学者墨顿更以统计数字证实韦伯的看法。他指出，虽然清教徒在英国只是少数派，但在英国著名的皇家科学会（Royal Society）中，1663年的会员里至少有63%是清教徒。不仅如此，有人统计自1666年至1883年两百多年间，巴黎科学院（Academy of Paris）所挑选的外籍院士中，80%是新教徒，而法国人95%却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整个欧洲，出身于思想自由的新教背景的科学家数目远超过天主教背景的科学家。
牛顿（1642-1727）就是一个典型的清教徒科学家。他以虔敬的心从事科学研究，作为献给神的祭物。事实上，当时几乎所有的清教徒科学家，都以研究自然界的奥秘作为向神的献礼，并向世人证明神的创造是何等奇妙、伟大。因此，在当时研究科学仍是毫无名利可言的情况下，极多的青年人以宗教的热诚，投身于基础科学的研究，使英国在短短的一百年之内，成为世界科学的领导者。而牛顿本人除了从事科学研究之外，他还花了极多的心血研究圣经。据统计，牛顿的著作有84%是生前未曾出版的神学作品，只有16%才是数学及物理有关作品！这是令人惊讶的发现。
有人更进一步地指出，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强调“人人都是祭司”的观念，因此人人都可以尽其所能荣耀神、造福社会。这促成新教教徒占多数的国家，科学研究者的角色普遍地受到尊重和鼓励。这对科学的发展构成重大的推动力，这种现象在英国最为明显。
在十五世纪以前，中国的科技水平是远超过欧洲的。不仅是所谓的五大发明，几乎所有的近代医学、天文学或工艺，都是先在中国被发展的。李约瑟博士曾指出，中国比哈未（Harvey）早一千八百年发现血液循环的理论;甚至在牛顿之前两千年，一位中国科学家已提出力学第一运动定律的观念！可悲的是，连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些历史的事实。然而到十八世纪之后，我们中国的科技水准便落后欧美一大截，直到今天还在穷追猛赶呢！为什么会如此呢？专研科学发展史的学者提供了一些看法。
第一，李约瑟博士指出，中国的宇宙观中缺少基督教那种造物主的观念，以至于对“自然律”的研究很少。基督教深信有一位深具智慧的神，祂定下了极为规律的自然律。因此，早期的基督徒科学家们苦心孤诣地尝试去解开自然界的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奠立了近代科技发展深厚的基础。反之，中国早期的科技研究比较偏重实用性的“技术”，如印刷术、火药，理论性的“科学”则很少。
第二，在古代从事科学研究一向被认为“旁门左道”，不受重视，这种看法中外皆然。直到十六、十七世纪的基督教宗教改革之后，才赋予科学研究一个新的意义及目标。于是无数的青年才子投身于科学研究，科学的发展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对这些科学家而言，数学(尤其微积分)成为他们用来描述神创造之奇妙的表达工具，正如韩德尔的圣乐和 米开兰基罗的雕刻一样。可是，中国的科学发展史只是少数“天才”的点滴，欧洲近代的科学发展却是无数人累积的智慧;中国的科学是点的突破，欧洲却是全面的提升。而关键性的差别，却是在对宇宙、对造物主的认识。
第三，固然有人认为社会及经济因素也是中国与欧洲主要的差异所在。例如十六世纪开始逐渐萌芽的商业活动及资本主义，对科学发展的后期也的确提供了不少的诱因。但是正如韦伯的名著《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指出的，即使这些自由经济观念，也是受到基督教观念所激发的。因此，我们更可以确定，近代科学的发展，乃是直接和间接地受到基督教的观念所诱导和激发的。
今天在中国，海峡两岸都在高唱“科技建国”的口号，而从事科技研究的人也有名利双收的诱因，似乎已不需要基督教来带动科学的发展了，这的确是事实。然而基督教的伦理观和宇宙观今天仍然在扮演着另一个极重要的角色，那就是科技研究的“良心警察”。
由于科技研究“名”与“利”的两大诱因，所以许多科学家和工程师有“走火入魔”的趋势。我们在从事科学发展的同时，也应注意到环境保护、伦理道德、意外灾害等相关的事宜。很明显的，在基督教思想最普及的欧美国家，这种“科技伦理”的观念也是最普遍受到重视的地区。
因此，基督教思想不仅在过去曾鼓舞了科学蓬勃的发展，在未来也可规范科学研究的领域及手段。这是在中国推动科技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应该铭记在心的。
作者是三一神学院宣教博士，现在波士顿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