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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每个人信主的经历本身都可以说是一件“神迹”，因为太多看来完全不可能信主的人，都被那位又真又活的宇宙万物的真神寻见。就说我自己吧，以大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背景，又是学自然科学的，今天能够信主得救，真的全是神的恩典。
我出身于一个大陆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学院毕业，毕业后被“分配”到生活艰苦、气候“高寒”的四川藏族地区工作。我从小由外婆带大，才得以留在城市受一些的教育。小时候算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孩子。读中学时高考制度已经恢复，我虽然年纪尚小，但头脑中已经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的“出路”，才能摆脱回父母那里工作的“命运”（我当时“户口”仍在那里）。于是更加发奋努力读书，后来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期间除了专业（化学）方面的学习，也拼命吸收其它方面的知识，对西方思想、文化渐渐产生兴趣，同时也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自我上面的“个人奋斗”的“人生观”。那时的我虽然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已经怀疑、反叛，但在信仰上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和追求，内心还骄傲地认为∶“除了自己，什么也不信。”大学毕业后回到成都工作，进入社会，仍然是没有信仰可言。一方面在打麻将这样的“娱乐”中消磨光阴，一方面却又还有点“不甘沉沦”，因着心中那一点点残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忧国忧民”之心，也还想追求一点点“理想”。尽管当时的“理想”概念是模糊的，大概也就是“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之类的想法吧。当时觉得自己挺不错的，总比完全对“理想”这一类东西漠不关心的同辈，“垮掉的一代”好一点吧。
“64”的时候，我和很多“青年知识分子”一样热血沸腾，积极参与，可不幸的是那点爱国热情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浇灭。伴随着那种“幻灭”般的感觉，自己的心灵低落到一个灰色、阴暗的境界。当时精神上最大的苦闷其实就是没有一个立命安身的信仰，对人生意义和自己的价值的迷茫。我拼命试图摆脱这种迷失，但是对名利的追求让我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劳民伤财”的“娱乐”无异于“饮鸩止渴”，社会上的世态更让我认识到人心的诡诈险恶。我开始认识到“问题的核心是人心的问题”（The heart of the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the heart），同时更看到自己的渺小可悲∶以自己身上无可救药的“人性的弱点”，连自己都无法“超越”，还谈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痛苦当中我朦胧地意识到对一种超越的信仰的需求。我开始更多地看一些哲学、宗教方面的书。从西方哲学，到中国传统思想，从佛、道、老、庄，到存在主义，甚至气功、命相，我从这些当中偶尔也能看到人类智慧的闪光，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给我生命意义的答案。关于基督教的书我也读了一些，其中多半是怀疑、批判、甚至谩骂攻讦的。少数比较公允的也只是把基督教思想作为西方精神支柱之一的一种哲学思想来加以介绍。倒是有一本名为《拯救与逍遥》的书（刘小枫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人文丛书》之一）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把基督教信仰体系同其它东西方哲学宗教放在一起“比较”。书中虽然没有什么结论，我看完却对基督教信仰产生很深的景仰，对这种对上帝的信仰（“终极价值关怀”）产生了向往。
就在这段时间内我通过认识一些基督徒，对活生生的基督教信仰也有了一些接触。1990年我为了挣些“第二职业”的“外快”去考了业余英语导游的执照。当时有一个英国“气垫船长江科学考察团”的中方陪同通过旅行社雇我去当翻译。这个考察团是要用气垫船往长江上游“探险”，逆流而上直到长江源头。我觉得很有意思，加上也想挣点钱，所以向单位请了假参加这次不同寻常的“长漂”。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团里几乎所有成员都是基督徒，他们在英国都有自己的事业和家庭。他们自愿组队，每个人自己掏腰包到中国来搞这次活动，并不是为了旅游消闲。除了地理、地质、材料、医学等方面的科学考察研究外，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利用气垫船这一现代交通工具尝试给长江上游这样的闭塞地区传医送药、引进现代科技，进行人道援助等等的可能性。但是他们这一活动几经周折，不但历经艰险，要与长江上游（多为四川、甘肃、青海藏区）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还要克服各种人为的阻碍。尽管他们有国务院的批文，还是不得不成天与官僚主义和一些唯利是图的中方人员打交道，有时连我这个翻译都不免沮丧。但是我看到他们这些基督徒却是耐心地祷告，仰望他们的上帝，用极大的爱心来宽恕、理解别人。在长江上游和他们朝夕相处，风雨同舟一个多月，他们并没有机会系统地向我传讲福音，但是我从他们面对艰难险阻的态度，从那种超越的信仰的自然流露中，看到了他们的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看到了对上帝的信靠对他们生活的积极影响。这种活生生的“见证”远比书本上的哲学真实可信，让我对基督教信仰有了好感，也在无形当中抵消了一些先入为主的成见和误解。这次“长漂”以后，我的一位学英语的朋友告诉我他已经信主，并且邀请我去参加他们一邦青年基督徒的“家庭聚会”。我于是有机会见到了新一代的中国基督徒，看到、听到这一群跟自己背景相似的年轻人怎样祷告、查经、唱诗、分享。不过我当时只是抱着“看看”的态度，对基督教信仰的认同仍然还是停留在文化、知识的层面上，我自己想都没想过要去“信主”，让这种信仰同自己的生命发生关系。
92年8月我来到美国求学。每个从大陆出来的人都有一大篇出国的“过五关斩六将”的曲折故事，我当然也不例外。单位的“挽留”，考“托福”、考GRE、申请资助的困难，更不在话下。我在成都签证时就在美领馆前面排了四天四夜。更“玄”的是，直到签证前一天的下午我才拿到第二次寄给我的I-20表！我当时虽然还未信主，也恍惚感到冥冥之中有一双慈爱的手在带领。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当时在阿拉巴马大学），生活上的不习惯、与妻子分开的孤独，让我一下子面临很多困难。但是我一到阿拉巴马，就有同乡、同系的“老刘”到机场来接我（我以前并不认识他）。他们一家在那段时间更是从各方面给我很多帮助，用车载我跑这跑那成了常事，而我很快得知他们那时刚刚信主成为基督徒。通过他们，我又渐渐认识了更多的华人及美国人基督徒朋友，这些“弟兄姐妹”从生活上、精神上给了我很多的帮助，也带我去“查经班”和教会。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满有上帝之爱、满有平安喜乐的生命闪光，让我再次对这种真实的生命背后的信仰产生向往。
在“查经班”查考圣经更让我有机会直接、真实地了解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义。开始时我当然也有问不完的问题，不过因为查经班的气氛非常自由、活跃，我也就毫不客气、大胆（甚至刁钻）地向基督徒朋友们提问，与他们辩论，而弟兄姐妹总是耐心解答、谦虚讨论。我渐渐意识到自己以前对有神论、对基督教信仰的偏见和误解，也开始突破一些以前自己以为是“科学理性”的阻拦。圣经的真伪、进化论与神创论的比较、基督教与其它宗教的区别……反复的思考、讨论，使我越来越从理性上认同基督徒的信仰。圣经和主耶稣的话更是常常震撼、感动我的心灵。
92年10月的一个主日，我在当地的一个美国教会参加崇拜。当天美国牧师证道具体讲的什么我都记不得了，但我的心被上帝之爱深深感动。当牧师讲道后“呼召”，请愿意在那个时刻接受主耶稣的人走上前去的时候，我虽然心里仍有挣扎、仍有那么多不能明白的问题，但是我的感动是如此之深，我好像身不由己，移步走向前台，当众表明自己的决定，接受主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让他管理我的一生。信主以后，我的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非常多的改变，正像“瞎眼今得看见”一般，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更新。以前以自我为中心、道德上自以为是、否定上帝存在的我，现在认识了神的创造和人（当然首先是我自己）的罪性，神也给我一颗顺服上帝、常常感恩的心。以前对人生的意义苦苦探寻却一无所获，现在能够因着接受耶稣基督的爱而认识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也创造生命气息的神，而且可以通过祷告、读神的话圣经，与神亲近，在生活中经历神的带领，每日出入得蒙神的看顾，劳苦愁烦时有了“精神支柱”，遇到困难时也有了力量的源泉。
以前的我性格暴躁、自私好斗，现在靠著活在基督里面、靠著神的带领，我的脾气慢慢变好，在教会也能学习以爱心待人。最明显的例子，要算跟太太的夫妻关系。现在大家看我们都说是“恩爱、体贴”，其实我们俩原来性格、脾气并不都是那么好，完全是因为信主后俩人能够时时一同祷告，按圣经的教导“彼此顺服”，美好的家庭生活才如此蒙神保守。我深深感到成为一个基督徒、做神儿女，使我的人生有了终极的信仰、目标，也给予我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我漂流的心灵不再流浪，迷失的灵魂回到了永恒的故乡。我自己在以前的学业、觅职及现在的工作等方面都得到神慈爱的带领，在精神上更是享受到神所赐的“更丰富的生命”，这样的“生活方式”带给我的是满有平静安稳的心境和超越环境的心灵满足与快乐。
回顾我信主走过的路，我对神在我身上的恩典充满感激。以前曾经感叹命运像“上帝的骰子”，其实在上帝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偶然事件”。今天回头一看，我这一路“信仰之旅”，每一步无不是神恩手的牵引，每一程无不是神亲自的看顾。神的爱让我叹其奇妙，仰其深高，也巴不得能和自己的亲人朋友分享。朋友，如果你愿意打开你的心门，如果你真心渴慕寻求真理，我相信神也一定会将你寻著，让你也能享受到这“奇异恩典”，得着这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神的心意，也是神的应许。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马太福音》7∶7）
作者来自成都，现服事于海外校园机构。本文由土桑华人基督徒团契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