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祖鯤
多年前，我曾參加由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討會。在開場白中，海波斯牧師問全場1,500位牧長同工們：“你們伺候的顧客是誰？”一個聲音從角落傳出來：“執事會﹗”立 時全場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師在笑聲止息之後說：“是的，因為執事們不但決定你的薪水，還決定你的去留。然而，這也正是你的教會不能增長的原因﹗如果牧師、 同工們只關心、服事已經來教會的信徒或執事，對教會之外徘徊的人不聞不問，請問：他們為何要踏入教會？”
這的確是當今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共 通問題：牧者們常常為了維持教會的經常聚會，探訪生病或無故“人間蒸發”的會友，而忙得焦頭爛額；同工們也為了教會內部的各種活動而無暇他顧。也就是說， 我們似乎只關心教會圍牆內的人，而不關心（或無力關心）圍牆之外失喪的人。如此，教會豈不就變成“斗底下的光”、“鹽罐裡的鹽”了？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走到“牆外”呢？如果貿然走出牆，我們是否會被遍地遊行的魔鬼吞吃了？我們是否會浪費教會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勞無功的活動上？在關心 社會與關懷信徒之間，有沒有衝突或資源分配的問題？要如何取得平衡？這一籮筐的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問題，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議題。
福音的處境化
宣教學上所謂的“福音處境化”，是指不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還包括福音要能回應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的情勢。然而20世紀初，由於“基要派”與“社 會福音派”的路線之爭，中國的基要派教會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國大陸教會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現在是我們重新檢討這個策略的時候了。
因此，在現有的處境上，中國教會需要回應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國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問題。在海外的華人教會， 也需要關注重大的社會議題，並與當地眾教會聯合行動。在這方面，一些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教會，已經有值得效法的見證。
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一向是我個人較關注的議題之一。中國教會信徒大多數在農村，都市中教育水準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國教會信徒人數 雖然大量增加，卻未能在中國社會看見明顯的影響。這與港台及北美的華人教會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識水準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現在由於“海歸”學人的大量增加，使國內知識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顯著地提高，但是這並不代表基督信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們確信 福音能轉化文化，中國教會就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眾傳媒，來傳遞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生活及職場的見證，來凸顯我們與世俗迥別的人生觀 與價值觀。
透過這些途徑，我們可以影響中國社會，進而改善日趨墮落的社會道德，並重塑中國的社會文化。
適切的著力點
如果在觀念上我們同意：教會應該回應並關心社會的需要。那麼緊接的問題就是：何時、何處是教會應該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說，我們要選擇“切入點”，來推 動教會發揮鹽與光的功能，改變社會。而這些切入點，也必須是教會能發揮力量的“著力點”，否則將吃力不討好、事倍功半。
在這方面， 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衛斯理的“循理會福音運動”，值得借鏡。衛斯理一方面在他牧養的基層信徒中，藉著“主日學運動”推動信徒識字與讀經，又 以小組聚會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結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寫書、投稿的方式，喚醒社會裡中上階層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輿論；又鼓勵基督徒官員、國 會議員推動立法，使得社會改革能因著制度化而落實。我們應該鑑古知今，效法先賢。
不過，當教會想“進入社會”時，要避免“多角化”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說，在教會準備參與社會關懷時，要注意“單純”（Simplicity）的原則，即“專注本業”。許多企業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導致力量分散而一敗塗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自問：什麼是教會的“核心本業”？什麼是教會的“優勢”？
當今有些教會做的一些 所謂“社區服務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灣教會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親班”、“健身操班”等，雖是琳瑯滿目，卻與光鹽的見證無關。海外華人教 會則常設有“中文學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賓奪主的現象。其實這些事工對傳福音、作見證、改正社會風氣等都毫無助益，卻徒然耗費教會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與教會形象無關無益的“事工”。
值得教會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並有長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兒 院、貧民義診、識字班、民工子弟學校、環保資源回收……教會或基督徒們若能長期在某些領域專注地投入，不僅能取得社會的肯定，也將取得發言權並發揮影響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灣的伊甸殘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樣。
適當的文化介面
當教會想“走出牆外”的時候，如何選擇適當的“介面”（Interface），使教會能與整個社會“接軌”，是成敗的關鍵。今天的華人教會，自牧師至信徒， 往往缺乏“文化的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對主流文化未能掌握，使教會外的社會人士，對基督徒產生偏見，令福音的傳播障礙重重。但是歸根究柢，這些攔阻常常是基督徒自己 造成的。
舉例而言，今天港台教會的大型佈道會，喜歡以神醫佈道、音樂佈道的方式來進行。這種燈光閃爍、萬人齊舞的聚會，更加深了人們對基督教是“怪力亂神”的宗教印象。
相反的，慈濟或佛教團體的聚會，氣氛卻極為莊嚴肅穆，頗合中國傳統文化之主流思想。從近年來佛教教勢蒸蒸日上，而基督教卻欲振乏力來看，顯然這場宗教間的 “文化之戰”，基督教是落了下風。即便基督教的聚會也的確會吸引一些人，但是所吸引來的人，可能都是一些“求神蹟的猶太人”（《林前》1︰22），而不是 那些願意走十字架道路的真基督徒。
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強調“溫良恭儉讓”的儒家思想，仍是居主導地位的。而這些儒家的德性，也與基督教 的屬靈美德相呼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凸顯基督徒的生命特質，即強調聖靈的果子，而非超自然恩賜；重視屬靈生命的厚度，而非膚淺的狂熱。聚會活潑卻不激情， 感情自然流露卻不煽情。若能如此，基督教不僅能與中國主流文化接軌，同時也使儒家那似乎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基督徒身上實現出來。
作者現在波士頓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