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郁
本文原刊於《舉目》58期
（繼上期）
1978年，在鄧小平的組織和推動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是中國政府施政的轉捩點，也是中國現代歷史上的轉捩點。從此，中國社會的發展，開始展現新的一頁！中國教會也開始為上帝做新的見證！
擋住福音的大牆
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的衝擊下，中國人在救亡心態中尋找強國之路。五四運動的旗手們，認為在“民主”和“科學”中找到了這一道路。他們大力鼓吹理性主義，反對宗教，認為宗教如同迷信，違反理性、違反科學。
很顯然，這是一種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思潮。在1922－1927年的非基運動中，這是內在動力；在1949年開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仍然是主要推手。
非基運動期間，面對五四新文化運動所喚起的熱情，以及中國思想界開始興起的理性主義，西方宣教士深感好像面臨一堵又高又厚又結實的牆，擋住了福音的傳播。為此，他們發動了長時間的跨宗派聯合禱告，求上帝拆毀這堵牆。
然而，上帝似乎沒有理會他們的禱告。很快地，中國進入了動盪不安：8年抗戰，加上3年內戰。接著，信奉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執政。一個政治運動接一個政治運動，和傳統決裂，要建立一個崇尚理性的理想社會。
在馬克思主義這種意識形態中，以人的理性為本的人文主義，獲得了終極性的表達。這堵理性主義大牆，是越築越厚、越高、越結實了。
我們看到，在五四精神的推動下，中國人愈發相信自己的理性和能力，高喊“人定勝天”，堅決拒絕上帝的祝福。70年代之後，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已經沒有公開的教會活動，甚至連“基督教這個名詞都不容易聽到。
五四運動的精神，似乎已經主宰了中國人的思維；上帝究竟要如何祝福中國呢？所有關心中國基督教發展的人，都困惑不解。
在這極端中窒息
當中國人以為自己的理性和力量可以做一切事情時，上帝和中國人開了一個玩笑：放手讓我們的理性往極端方向發揮！
人在理性中追求控制一切，把所有事情（包括人的思想、感情、活動）都控制在秩序裡。在70年代的中國社會是井然有序的：一切都聽從上級的安排，思想必須和中 央保持一致，講話只能重複上級規定好的語言，工作也是組織上安排的。糧食要糧票，食油要油票，買肉要肉票，燒煤要煤票，等等。
這樣的社會，當然也是死板的：思想保持一致，說話保持一致，行動保持一致，每人每月分配油票4兩、肉票半斤，等等。一旦遇到農業欠收，就連這些供應也無法保證。中 國社會在控制秩序中停滯不前，中國經濟在理性計劃中走向崩毀！可以說，五四運動的理性主義追求，在這裡已經實現了。中國社會在五四精神中走向極端，並在這 極端中窒息。
這便是人在理性上，對中國社會進行控制的典型寫照！
人的理性是在推論中進行的，推論是從前提出發的。也就是說，理性 需要推論前提作為出發點。毛澤東在世時，這個推論前提自然就是毛澤東的思想和說法。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 都必須擁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被奉為推論前提。
先是對社會各階層的人進行控制，進而是對自己的部下進行控制，最後是人人自危：對他人進行嚴格的控制，反過來是自己被嚴格地控制。鎮壓別人，自己也被鎮壓。現實就是這樣嚴酷的！在這種理性推論中，在嚴格的控制中，中國人的思維走向死亡，中國社會也走向死亡。
摸著石頭過河論
鄧小平作為國家領導人，在文革期間又起又落，幾乎成了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對於徹底的理性控制帶給個人和社會的危害，有親身的體會。當他第3次復出，推動改革開放時，提出了“黑貓白貓論”和“摸著石頭過河論”，主要目的就是對抗“兩個凡是論”。
與此同時，他在思想理論界，推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這個討論，也稱為思想解放運動。就其直接訴求而言，是反對“兩個凡是論”；就其思想運動而言，是反對空洞的理論爭論，而在實際上，消解了中國思想界中，佔據主流的理性主義思維。
理論之爭是嚴格的理性主義，鄧小平深深感受到這種理論之爭（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之爭），只會給中國帶來災難，必須放棄！ 他的“摸著石頭過河論”，具有相當的非理性傾向，是在對河流的深淺、河岸在何處無知的情況下，往前走！
當然，鄧小平不是基督徒。他無法直接領受上帝的啟示和引導。但是，我們相信，上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掌握著主權。
五四運動以來，上帝放手，讓中國人的理性主義得到充分發展，目的是要中國人知道理性力量的極限。鄧小平在落難中看見了這個極限，並力圖帶領中國人擺脫制約，另尋出路。這是上帝拆毀這堵大牆的一步。
上帝聽到了西方宣教士跨宗派的聯合禱告。祂按照祂的方式，一步一步地拆毀這堵阻攔福音進入中國的大牆，直至完全、徹底的拆毀！
給三自教會鬆綁
接著，中國社會進入了改革開放時期。同時，政府開始給三自教會鬆綁。
1978年12月1－11日，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學習並討論了中央統戰部的《關於當前宗教工作中急需解決的兩個政策性問題的請示報告》，強調宗教領域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很快地，國務院恢復了宗教事務局，落實宗教政策。
1979年2月1日，上海宗教局邀請宗教界人士參加茶話會。吳耀宗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了會議，並發表講話，認為宗教信仰自由是憲法賦予的權利，主張基督徒參加現代化建設。
同年6月，上海三自會恢復活動，著手重開教堂，進行主日崇拜。全國各地的教堂建築，也陸續地歸還給教會。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短文《宗教和封建迷信》，認為基督教等宗教作為“建制性的宗教”，和“封建迷信”不同，只要正確引導和管理，可以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
這是一篇試探性的文章。同年10月17日，《人 民日報》發表文章《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強調宗教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採取壓制、打擊，而是要團結信徒，進行正確引導和教育。
1980年10月，政府為了適應與海外基督教機構的聯繫，成立了中國基督教協會。由於政府認可的教會只有三自教會，所以，協會只有一個成員，那就是三自教會。這樣一來，協會和三自會等於合為一家。從此，在中國教會史上有了“基督教兩會”這一稱謂。
進入80年代後，多年不見蹤影的基督教，突然又出現在中國大陸，但像一個大病未癒的病人，舉步維艱。雖然教堂已經歸還，教會崇拜活動開始恢復，然而，教會領袖心有餘悸，對政府的政治控制唯唯諾諾，甚至心甘情願地配合政府的宣傳，與政府忠實合作。
不過，作為教會領袖，必須配合政府的統戰工作，儘快恢復教會活動。擺在他們面前的困難是，教會崇拜活動需要牧師，各項事工需要人才，信徒屬靈生活需要聖經、讚美詩，和各種屬靈書籍。一切都奇缺！於是，開始恢復神學院，和印刷聖經、讚美詩，並籌備《天風》雜誌復刊。
教堂開始了久違的教會生活，與久違了的敬拜讚美聲！參加教會活動的信徒，主要是年邁老人。他們多年沒有進過教會，沒有領受聖餐，甚至沒有禱告生活。不過，他們還記得自己擁有基督徒這個名分。這麼多年的苦難，他們挺過來了。這不是容易的。因此，他們向上帝獻上感恩的心。
三自和家庭教會
整個80年代，三自教會穩步恢復，迅速發展。註冊信徒人數，在這個10年中，從70萬增長到400萬（不計家庭教會信徒）。
1979年，三自教會領袖吳耀宗和趙紫宸相繼去世。丁光訓成為三自教會的主要領導人。
1980年10月，全國基督教會議在南京召開。會前，丁光訓為了和家庭教會和好，專門邀請家庭教會領袖座談。在這種和好的精神驅動下，該次會議的決議中，加進了有關家庭教會的條文：承認家庭教會，不以之為非法，但家庭教會要走“愛國愛教的道路”！
1989年2月，丁光訓在洛杉磯訪問時，談到要在1991年解散三自教會，並確立中國基督教協會為最高機構，管理中國眾教會。不過，這一想法並未實現。
80年代是中國社會解放思想的年代。其思想解放運動，似乎也引發了丁光訓的反思。眾人皆知，三自運動始於50年代，因緊跟著中國政府當時採取的消滅宗教政策，三自運動的領導人做了很多傷害教會和信徒的事。丁光訓希望能夠卸下這個歷史包袱，並努力去做一些補償。
1988 年，丁光訓和金陵神學院學生談到：“50年代後期起，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路線、‘左’的路線、恨的路線，在我國日益抬頭……我追隨過這條路線……我正在按我 今天的認識，投身於反‘左’工作。現在，我在神學院，在教會，在社會上，都盡我的力，不讓‘左’的東西繼續害人。我求上帝悅納我這一懺悔的表現。”
就丁光訓在80年代的所作所為來看，這段話在相當程度上是真誠的。他積極推動各級地方政府，落實中央的宗教政策。在為三自教會說話的同時，也照顧到家庭教會的存在，甚至希望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能夠和好、聯合。
然而，三自教會背負著沉重的歷史包袱。它一直是中國政府的一顆棋子，也參與迫害了不願參加三自教會的弟兄姐妹。隨著在50年代“三自愛國運動”中受迫害、入 獄的家庭教會領袖陸續出獄，三自教會領袖在運動初期的醜惡作為，越來越多地暴露出來。於是，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在80年代初出現的那一點點和好氣氛，很 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雙方的不信任，進一步加深。
不是幸運，是保守
在惡劣的環境中，在中國社會的角落，基督教家庭教會以不被人注意的方式，迅猛地發展了。
70 年代的中國，人們小心翼翼地生活著。一個無意的動作，如沒有在牆壁上掛好毛主席像，或毛主席的書在桌子上沒有放整齊，就可能被當作反革命，揪出來批鬥，甚 至入獄。一句不在意的話，如調侃某位領導，在他人舉報下，也會成為“階級敵人的惡意攻擊”，從此終結政治生命。能夠挺過這10年，對於每一位中國人來說， 都是一種幸運，值得謝天謝地！當時能夠繼續秘密聚會的基督徒，屈指可數，因為一旦被發現，就是滅頂之災。絕大部分基督徒和其他中國人一樣，謹言慎行，免得 在政治上說錯話、做錯事。沒有人敢在大街上公然宣佈：我是基督徒！只敢在心裡暗暗地禱告。
在上帝的帶領下，他們終於走過了死蔭幽谷，持守 了自己的信仰。他們明白，這不是幸運，這是來自上帝的保守，所以他們首先感謝的是主恩。80年代初期家庭教會聚會時，大家掛在嘴上的，就是這句話：“你嚐 過主恩的滋味嗎？”就這一句話，幾十年來的甜酸苦辣，都化作了“主恩的滋味”。僅僅憑著這句話，大家在一起聚會、分享，進而傳福音，給那些沒有嚐過主恩滋 味的人。
這是收割的季節
雖然，王明道、袁相枕、謝模善、林獻羔等這些老一輩的傳道 人，出獄後有好幾年，都在受監視的狀態，無法在更廣範圍內，帶領教會。但家庭教會在80年代的復興和發展，幾乎是無法追逐的！進如雨後春筍般，家庭教會在 各地出現，人數急劇上升。林獻羔回憶：“1979年9月，大馬站恢復聚會，開始時每次只有4、5人。之後，便迅速增長。我們把天台蓋起來，作聚會用 ；到1981年2月，已經是在3樓講道，2樓以播音器播音了。後來雖因我尚有5年附加刑，沒有集會自由，而暫停大聚會半年，但卻藉著這半年的時間，把破舊 不堪的樓房重新修建，實在是上帝巧妙的安排。至此，在這裡受浸的弟兄姊妹已有43批，共1364人（1980年7月6日至1988年10月4日），每主日 均有300多人聚會。”
一則記載：山西省侯馬的“耶穌家庭”，於1979年就開始恢復聚會，吸引了100餘人參加。1982年，傳道人高老先生出獄，帶領這個教會。1988年，高老先生去世，前來送行的基督徒達千人以上，送葬隊伍十分壯觀。
在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之後，基督教似乎消失了。然而，當我們進入80年代這段歷史時，我們不得不驚歎，上帝在中國教會復興上的奇妙作為！文化大革 命的破四舊運動，衝擊了所有宗教，傳統的佛教和五花八門的民間宗教，首當其衝。這場運動給基督教福音在中國大陸的傳播，掃清了障礙。當政府給教會鬆綁時， 基督教內部沒有人會想到，原來莊稼已經熟了！
這是收割的季節！
（ 未完待續）
作者現為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