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祖鯤
良相佐國
當李國鼎先生（1910-2001）過世時，不但海內外華人為之同感哀悼，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領袖們，也都為這位他們稱之為K. T. Lee的偉人而同悲。高希均先生在他的追悼詞中，這樣說：
在今天這個只想出名，不想出力；只想作秀，不想做事；只想自家，不想國家的世代，李氏一生“創新”的言行，樹立了一個從政者的典範： 敢想、敢說、敢做、敢愛。
因為敢想，才能想得遠、想得深。因此李氏就不斷地提出新觀念、新政策。
因為敢說，才能說真話、說實話。
，才能做得快、做得好。如果只敢想、敢說，而不敢做，那只是幻想和清談而已。李氏痴而不捨地積極推動開創性，以及有時具有爭議性的政策（如加工出口區及第六倫）。
因為敢愛，才能由所信基督教的愛心出發，愛國家、愛社會、愛眾人。他在晚年時沉痛地說過：我們的價值觀念，越來越走向“貪”，越來越缺少“愛”。
在專業知識上，他是通才中的專才，專才中的通才；在做事做人上，他既“能”又“廉”，既“勤”又“實”。
綜合來說，李氏一生所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從不氣餒的使命感。
與李國鼎共事多年，又是他擔任財政部長時的左右手的李模，也說了兩句很有深意的悼詞。他說：
假如沒有KT李，台灣不會是這個樣子，
假如我們有多些KT李，台灣也不會僅是今天這個樣子。
李模還說，他很遺憾過去幾十年來，只看到少數幾位能切實守法的高級公務人員。但是，他也慶幸曾親自追隨過像李國鼎先生這樣有守有為的好官！他說當年財政部各單位臥虎藏龍，人才濟濟，除了KT之外，就沒有一個人能把他們的力量結合起來，也只有KT能逼著他們晝夜辛勞而無怨言。
他的這種無私地為國為民的精神，是很有感召力的，也因此吸引了很多一流的人才回台灣。今天被譽為“台灣半導體之父”的張忠謀先生，就是在1985年被李先生遊說返台的。張忠謀曾在工業技術研究院擔任院長（我當時也在工研院的化工所任職），後來才創立了台灣積體電路公司。所以張忠謀曾說：“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當時位於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對台灣走向高科技，有舉足輕重的影響。這也是在李國鼎先生的規劃及推動下成立的，更是李先生對台灣經濟發展最後一項重大貢獻。而他當時已經將近80高齡了。
李國鼎先生是南京人，1930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現更名為南京大學）物理系。1934年赴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進修，師從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師。但因1937年抗戰爆發，他決定提前輟學返國，僅得到碩士學位，自此展開他50多年的為國服務的職業生涯。到他晚年，為了表彰他的傑出貢獻，他一共獲得國內外至少12所大學頒授榮譽博士學位。
李氏一生對台灣，有許多階段性的貢獻，諸如：
- 1950年代，在美援運用委員會秘書長任內推動“獎勵投資條例”，使台灣逐漸不再依賴美援，而引入華僑及外商的投資；
- 1960年代，在經濟部長任內設立“加工出口區”，使台灣由農業經濟轉型為工業經濟。後來這成為30多個開發中國家（包括中國），競相模仿的範例；
- 1970年代，在經濟部及財政部部長任內規劃及執行“十大建設”，使台灣由勞力密集工業，走向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工業；
- 1980年推動科技發展計畫， 並於1985年規劃並成立位於新竹的科學工業園區，作為高科技的生產及研發基地。並創立台灣積體電路公司，使台灣的電子、資訊工業，成為世界領先的國家之一。
因此，他得到許多的讚譽，如“財經重臣”、“科技教父”、“國之寶鼎”、“台灣現代化之父”、“台灣經濟奇蹟的締造者”等，這都反映出他一生的豐功偉績。
但是1966年，李國鼎先生卻曾因“東亞紡織公司貸款案”被當時的監察院（相當於中國古代的御史）彈劾，並被申誡。李先生當時擔任經濟部長，曾兩次請辭，但還是被蔣介石和行政院長陳誠挽留。他之被彈劾，可能是因為他不接受各種的人情關說。他一向不計較個人毀譽，只問是否對國家有貢獻，來衡量他的決定。後來彈劾他的監察委員，也了解這是一個冤案，甚至變成他的好朋友。但自此事件之後，李先生開始信仰基督教。
其實李先生之信仰基督教，也與其夫人有密切關係。李夫人自幼受洗，是虔誠的基督徒。李國鼎先生受她的感召，加上他自己個人的體驗，乃受洗信主。他們全家─連同子、媳和兩位孫女，都是虔誠的基督徒，經常在台北南京東路禮拜堂聚會，聆聽吳勇長老的證道多年。
李國鼎先生曾在他所著的《工作與信仰》書上說：“我希望傳達兩個觀念：第一，是國家觀念；第二，是信仰。這兩個非常重要。信仰可以幫助我們產生智慧、增加信心。”因為他很熱心公共事務，早期就有人說他有“基督精神”。但是到了他正式受洗（時年56歲）之後，更是明顯地表現出來。
李國鼎先生歷任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及政務委員的20多年期間，培育了許多財經人才，其中繼任的財政部長中，有將近一半（包括張繼正、白培英、王建煊、林振國等人），也都是虔誠的基督徒。這些廉潔自守的高級官員，對台灣財經政策的規劃與執行，有重大的影響。
退休後，1991年李國鼎先生曾應邀至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演講。在發問時，有一位大陸來的女學生建議李先生訪問大陸，因為政府官員他們不肯聽青年人的意見。若他能對當權者提出建言，這樣才能進行改革以求現代化，來挽救國家的命運，增進人民的福祉。說話時，她激動得落淚，全場聽眾也為之動容。
1993年，李先生回到離開47年的故鄉與國土，在南京大學母校演講。也在北京受到各級官員隆重的接待，並與朱鎔基總理談到台灣經驗。那兩小時的長談，對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的幅度與速度，有深遠的影響。因此，李國鼎先生所領導的台灣經濟發展模式，成為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重要借鑒。
李先生過著一個非常簡樸的生活，始終只用一個佣人。後來到了1970年代，甚至連佣人都沒有了，都是李夫人自己動手。在台灣的部長級高官中，李先生可能是極少數的幾位（另一位就是曾任行政院長的孫運璿先生）。名記者張作錦曾感嘆地說：“這樣一位為台灣創造財富的人，2001年辭世時，上無片瓦，下無寸土，家無股票，一生清廉自守。”
均富─台灣經濟的奇蹟
可能不太多的人真正明白，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是指什麼？因為二次大戰後，日本、韓國、巴西等國，都曾先後在經濟上有非常顯著的成長。如果單單看經濟的成長指數，既然有這麼多國家都有這種的成就，這還能算是“奇蹟”嗎？
其實所謂的“經濟奇蹟”，乃是指台灣經濟發展軌跡，似乎違反了經濟學的定律。因為依據經濟學原理，經濟的發展，只有兩條路線。如果要強調 “均平”，那麼就必須走社會主義路線，其結果必然是變成一個“均而貧”的社會。這就是1917年俄國共產革命後，經過90多年的實驗，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所證實的結果。相反地，如果國家想要快速發展經濟，就必須減少管制，走市場經濟的途徑。然而，其結果也必然會造成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資本主義社會。在經濟學上，這是一個兩難的抉擇。
這是為何鄧小平在70年代末期，在看出中國經濟的困境時，會提出：“讓少數人先富起來”的指示。他這個宣告，在當時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大膽而睿智的。可是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中國的社會也就走向經濟學家所預測的結果，那就是隨著經濟的蓬勃發展，貧富懸殊現象也日趨明顯。
通常衡量社會貧富差距的指標有三種。第一種是計算全國人口中，所得總額最高的20%家庭收入，與最低的20%家庭收入之比值。第二種是計算家庭所得總額最高的10%，與最低的10%之比值。第三種則是所謂的基尼係數，最平均的是0，最不平均的是1。
依據第一種統計法，台灣1950年時的富/貧比值高達15倍左右，1964年的比值降到5.33倍（基尼係數0.32），到了1980年更降到4.17倍（基尼係數0.277）。但是1963-1989年的26年間，台灣卻能一直保持8.5-10%的高度成長。甚至在1973與1979兩次石油危機而引發的世界經濟衰退時期，台灣都還能逆勢成長。而這段時期，恰恰是李國鼎先生主持台灣經濟與財政部門工作的時候。
因此台灣的經濟奇蹟，就是從1950-90的40年間，台灣的平均國民所得增加了10倍，但是貧富差距卻也同時減少了！這是在其他國家所罕見的現象，所以才被稱為“經濟奇蹟”。
台灣如何能做到這一點？就是因為在那些年間，有許多像李國鼎先生那樣的政府官員（包括孫運璿、王建煊等人）─特別在財經部門，不計毀譽、盡忠職守地為國效勞。他們有道德勇氣與使命感，徹底執行公正的財稅政策。因此房地產價格沒有惡性膨脹，貧富懸殊的比值，也才能節節下降。
可惜的是，在李登輝當政的期間，房價暴漲、貧富懸殊情況也大為惡化。這使得台灣過去三、四十年好不容易達成的均富成果，被破壞無遺。難怪當李國鼎先生過世時，有那麼多人悼念他！
中國古人曾提醒我們：“不患寡，而患不均”，這是值得我們警惕的逆耳忠言。因此，未來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要如何扭轉這種貧富懸殊趨勢，又還能持續保持經濟的高度成長。
典型在夙昔─第六倫（群己關係）的推動
有鑒於在工業化與都市化日益加速的社會中，過去傳統小農社會以家族與鄉里為主的群體關係，已經不足以維繫現代社會的和諧。在1991年的一次演講中，李國鼎回顧台灣過去40年的經濟成長時，曾語重心長地說：
“我們的社會並沒有與經濟發展同步成長。我們的生活水準拉高了，但是生活品質沒有提升；我們享有越來越大幅度的自由和開放，卻見到越來越嚴重的犯罪、污染、髒亂、喧鬧、仿冒、詐欺和綁票現象。我們的富裕感增加，但安全感卻減少；物質富有，精神卻是匱乏的。社會呈現出‘富裕中的貧窮’之現象。”
其實這個現象，放在21世紀的中國大陸，也是完全符合的。因此，李國鼎先生乃在1981年提出，應該在中國傳統的五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外，增加一個 “第六倫”─群己關係。因為傳統的五倫，只適用於認識的或有關係的特定對象。對於非確定的陌生大眾，中國人卻常常表現出冷漠無情，不講求尊重、誠信和關懷。因此第六倫乃是在愛護公共環境、愛護公共財產、遵守公共秩序、維護社會公平等幾個方面來實踐。他說：
以五倫為特色的人際關係，所表現的優點是親切、關懷，缺點是偏私、髒亂；以群己關係為特色的人際關係的優點是公正、秩序，缺點是冷淡、疏遠。
五倫屬於私德的範圍，群己屬於公德的範圍。
五倫的社會文化背景，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簡單的傳統社會；第六倫的社會文化背景，則是經濟活動和社會結構複雜的現代社會。
換句話說，李先生提出群己觀念，是為了以第六倫作為現代社會人倫關係之準則。藉此倡導社會進行心靈改革，重建社會工業化之後，人類精神文明的價值理念。這個群己關係的主要內涵，包括：
- 常懷感恩他人之心
- 尊重他人生命
- 尊重他人的權益、自由與價值；視他人為主體性，不可妄加侵犯
- 樂於助人，擔任義工
- 待人有情、有義，包容謙讓
-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 博愛，施仁於他人
因此，李國鼎先生最值得我們深思的建言，可能還是他晚年孜孜不倦地推動的“倫理道德的重建”。而他自己也為後人樹立了一個公忠體國、憂國憂民的典範。這典範，不僅來自於中國知識份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傳統，也來自於他效法基督“捨己為人”的精神。高希均說得對：
李氏一生最令人尊敬的，還是他擁有高貴的靈魂──無法被腐化的操守，無時無刻不在的大愛，全心投入的專注，及從不氣餒的使命感。決策者高貴的靈魂，才是決策品質的最佳保證。
每當想到像李國鼎先生這樣的人物時，心中的景仰油然而生。因此，雖然斯人已遠矣，但是典型在夙昔，吾心嚮往之！
編註：讀者可參考李國鼎網站 http://ktli.sinica.edu.tw/；李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 http://www.ktli.org.tw/；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國鼎分館 http://www.lib.ncu.edu.tw/kuo/li-intro.php。
作者為三一神學院宣教博士，現在波士頓牧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