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举目》61期
范學德
一
一談到政治，有的基督徒就說：信仰與政治不能混為一談！基督徒不要談政治！在他們心目中，政治是政治家和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的事。基督徒不但不可關心，反而應該離的遠遠，最好是嘴上不談，心裡不想，這樣，才屬靈。
但人是什麼呢？除了有靈性，貴為“萬物之靈”之外，是不是還有別的特性？比如，社會性，理性，等等。雖然關於人的界定千奇百怪，但總有一些定義為大家所熟悉、接受。比如，人是社會的動物。
亞里士多德寫了人類歷史上第一部《政治學》，提出一個非常著名的定義：“人類自然是趨向於城邦生活的動物（人類在本性上，也正是一個政治動物）。”人，不可能離開社會（政治）而存在、生活。
魯迅挖苦過那些“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魯迅《論“第三種人”》）。生活在政治性的社會中，卻不關心政治，和魯迅這番話也沒多大區別。
基督徒必須有勇氣去面對真實的社會生活。不關心政治，這恰恰也是一種政治，且是專制者最歡迎的一種政治，即犬儒主義的政治。
其實，只要不自欺欺人，誰都會明白，古今中外的專制政體中，宗教，或者說信仰，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如果你沒有選擇相信統治者的信仰，你就是在挑戰統治者“領導一切”的能力，而這是不允許被挑戰的。
因此，在這樣的國家中，基督徒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種反現行政治的政治行為，本質上是要被消滅的。
1968年前後，張春橋宣稱：“我們在一夜之間，消滅了上海地區所有的宗教，徹底摧毀了帝國主義在上海的反動文化堡壘。”過了不久，江青在大會上明確地宣佈：“在中國，宗教已進入了歷史博物館。”
寫到這裡，笑了，江青挺可愛的，對吧？要是在平時，她的丈夫及同志，絕不會這麼坦率。他們會一本正經地說：我們這裡有信仰自由。你看，都寫到憲法裡了。其實，他們在骨子裡，和江青的想法一模一樣——徹底消滅所有的宗教，把它們都送進歷史博物館中，然後，再把博物館炸掉。
這恐怕不能歸結為他們個人的愛好、興趣或者偏執，而是制度使然。在他們追求的、由馬克思和列寧確定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社會低級階段），宗教是要消亡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把這種制度及其理念，更激進地表現出來而已——用暴力促進其消亡。
50年代初期，王明道發出了“我們是為了信仰”的呼聲。政府的應對措施是：批判、逮捕並監禁。其實，他們大可旗幟鮮明地回敬王一句：“我們是為了領導一切！”
要害，就在這裡。在這裡，政治決定一切，政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政治。
70年代末期，已經改革開放了。我上大學，學哲學。那時候，戴個墨鏡（俗稱“蛤蟆鏡”），穿的褲子褲腿長點、寬點（俗稱“喇叭褲”），都是政治問題，是受了西方腐朽、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影響。
二
說了半天，到底什麼是政治？天哪，又得弄定義了。而一說到定義，尤其是政治這大字眼，肯定是眾說紛紜。有人整理過“文化”的定義，著名的有四、五十個，不著名的還不算。由此可以想像，政治的定義也一定“堆積如山”。
也許，從頭開始比較容易——
“政治”一詞出自希臘。從一開始，它就是指城邦中的統治、管理、參與、鬥爭等各種公共生活的總和。
“百度百科”上，介紹了西方關於政治的幾種主要看法：
政治是國家的活動，是治理國家，是奪取或保存權力的行為。
政治是權力鬥爭，是人際關係中的權力現象。
政治是人們在安排公共事務中表達個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種活動。政治的目標是制定政策，也就是處理公共事務。
政治是制定和執行政策的過程。
政治是一種社會的利益關係，是對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
至於中國，在諸子百家中， “政”與“治”大都是分開使用的。所謂“政”者，主要指國家權力、制度、政令、政策，等等。最著名者，莫過於孔老夫子的一句話：“政者，正也”，道德典範。
所謂“治”者，則主要指管理民眾，或者實現安定的社會秩序等。到了孫中山，就有了一個著名的定義：“政就是眾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眾人的事便是政治。”
就算不綜合這許多的定義，我們也看得出來，套用存在主義的一句名言：不論我們是否願意，我們已經被“拋”在了政治之中。政治生活，其本身就像文化、信仰一樣，是我們生活的一個基本方面。我們投票，是政治；我們實際上沒有投票權，也是一種政治。我們擁有信仰自由與結社自由的權利是政治，我們僅僅在憲法上擁有這些權利也是一種政治。各級政府使用權力是政治，我們被政治權力的運作所使用、所制約，也是一種政治。制定政策，執行政策，影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統統都是政治。
根本的問題，不是我們是否要關心政治，而是如何影響政治，使之能服務於公民，使民眾的利益和權利得到切實的保障和落實。
三
如何看待政治，在西方的教會中，這個問題也不是沒有爭論。著名神學家斯托得說：“今日教會兩大神學陣營的對比，是這個時代最大的悲劇之一。一方面，保守派忠於聖經卻不合時宜，另一方面，自由派與激進派跟上時代卻不合聖經。”
“ 不合時宜”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不關心政治。這直接源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大逆轉”——自由派的社會福音要將地上的國，改變成為上帝的國，在人間建立天堂。而堅持歷代基督徒共同信仰的基要派，矯枉過正，在特別強調傳福音的同時，忽視了基督徒的社會責任，只關心個人的靈魂得救，注視著未來，但對當下社會中的種種不義，默不作聲，很少採取直接的行動，甚至默許這些邪惡。
中國的主流教會，接受的正是這樣的基要派傳統。多年前，我偶爾看到宋尚節的日記片段——九一八事變爆發時，他正在我的故鄉遼寧的鳳城。但從他的日記裡我看到，他只傳福音，沒有隻言片語控訴、批判日本的侵略罪行！
40年代末期，美國基督徒著名領袖韓客爾（Carl F. H. Henry），著書指出了基要派的這一問題，名之為《現代基要派不安的良心》。1941年，英國第98任坎特佈雷大主教湯朴威廉（William Temple)，在《基督教與社會秩序》這部名著中，提出了基督教社會倫理的3個基本原則：個人的自由和尊嚴，人的社會性與團契，以及對社群的服務。並且，他明確提出了教會的政治責任：
培育信徒以基督教的精神來生活；
培育信徒必須以基督教精神實踐（履行）其國民責任。
提供有系統的基督教原則，讓信徒實踐以上兩件事，包括斥責違反基督教原則的當下生活和現行的習俗或制度。
1974年的《洛桑宣言》，讓全世界的福音派達成了一個共識：“傳福音和社會、政治的參入，同為基督徒的責任。”後來，將此概括為：“福音是根，傳福音和社會責任同樣是其上的果子。”
四
有位猶太拉比說，上帝對世人的要求其實可以概括為3點，就是《彌迦書》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無論是行公義，還是好憐憫，都無法與政治分離。
耶穌，把上帝對世人的要求，概括為兩條最重要的誡命：“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其次，就是說：要愛人如己。” （《可》12：30-31a）
愛人如己，就是基督徒的社會政治責任。
能否實踐耶穌的命令，關鍵在於我們是否能聽到耶穌的請求。在《馬太福音》25章，記載了耶穌說：“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參《太》25：35-36）
耶穌在饑餓的人中饑餓，在乾渴的人中乾渴，在無家可歸的人中無家可歸……祂在這些人中向基督徒祈求，給我一碗飯，給我一杯水。
饑餓，也不單單是沒有飯吃；赤身露體，也並不單單是沒有衣服穿……也可以是人的權利被剝奪，尊嚴被踐踏，生命受到歧視；是受剝削，被壓迫，無自由，無人權；是環境被污染，房屋被拆遷；是草菅人命，是踐踏人權，是血汗錢滾滾不斷地進到貪官的腰包、被任意揮霍……
凡是不義之所在，就是耶穌的痛苦之所在，也就是上帝命令其兒女用行動愛祂之處。
難道基督徒沒有責任去批評不公義的法律和社會秩序嗎？奧古斯丁早就說過：“不公義的法律，根本就不是法律。”他還說：“若撇開了公義，所謂國家不過是一群強盜。所謂匪幫，豈不是小型的國家嗎？”
難道基督徒能夠對踐踏人權的現象閉口不言、保持沉默嗎？每一個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有不可剝奪的人權。因此，踐踏人權，就是踐踏上帝的創造；羞辱人，就是羞辱上帝。而尊重人的尊嚴，就是尊重創造人的天地萬物的主。
難道基督徒能對貧窮人的哭泣無動於衷嗎？《箴言》上說：“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 （參《箴》14：31）又說：“藐視鄰舍的，這人有罪；憐憫貧窮的，這人有福。” （《箴》14：21）基督徒怎麼能容忍上帝被任意羞辱？
人民在苦難之中，他們的哭告早就上達天庭。他們的冤情，使耶穌的心，一再被刺穿。基督徒怎能無動於衷！
耶穌哭了。
祂哭泣一直到今日。
鍾馬田警告說：“基督徒缺乏對政治和社會的關懷，必定會使人疏遠福音和教會。”
500年前，路德就在其名著《基督徒的自由》中說，“基督徒是眾人之僕，受眾人管轄”，與其說基督徒“是為世上一切人活著，不如說，他乃是全為別人活著，不是為自己活著。”
在另外一篇名著《論俗世的權力》中，路德說：一個基督徒不應該為自己和自己的事使用俗世的權力，或乞援於刀劍，“但是他應該為別人報仇，尋求正義、保障和援助，而且要盡力去做”，藉以防止邪惡，保護良善。基督徒這樣做的目的，完全是為了服務於他人，為了表示自己對鄰居的真實之愛。
路德自認為：“自從使徒以來，凡是論俗世的政府及其主權的著作，從未有如此文一般透徹明瞭的。”
路德說得不錯。
作者為本刊編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