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圣经》的历史性
例如，有人曾基于人类文化的观念，坚持摩西五经不是摩西写的，因为他们认为在摩西时代，大多数人还没有文字，摩西不可能写出如此详尽的律法条文。而1901年出土了《汉慕拉比法典》(The Law Code of Hammurabi)。它是一块高约二百一十公分，宽一百八十公分的石碑，其上刻有近三百条律法。此法典属于汉慕拉比王统治下的巴比伦时代（公元前1728～1686年），比摩西五经的写作时间还早二、三百年。从此，这种认为摩西五经不是摩西所写的论调才销声匿迹了。
《圣经》中记载了一个民族叫赫人。摩西五经中提到赫人在迦南地居住，亚伯拉罕在希伯仑定居时曾与赫人为邻，但史书上从未有过关于赫人的记载，故批评家们认为《圣经》的此项记载毫无历史价值。然而，1906年在土耳其首都安加拉以东一百四十五公里的哈里斯河湾(Halys River)，考古学家发掘出赫人帝国的首都波格斯凯的废墟，发现一大批刻有赫人楔形文字的泥板，证明赫人是一个重要的古民族，曾有两个强盛时期（公元前1800年左右及公元前1400～1200年），其帝国灭亡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不仅如此，这些被鉴定和翻译的泥板，开始展现出整个古代《圣经》世界的时代背景。比如，根据赫人律法，在买卖土地时，买主必须同时买去土地上的一切附属物；其买卖须在城门口进行，并有见证人在场等。这与〈创世记〉第二十三章记载的关于亚伯拉罕为葬妻子撒拉想向赫人买一块墓地，最后却不得不把墓地所属的田地，并田地四周的树木全部买下来的记载完全相符。
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家谱具有绝对的历史性，是都可以证实的历史人物。不仅考古的发现可以证实《圣经》的记载，《圣经》的记载也可以帮助考古的发掘。翁格(Merrill Unger)说：「根据新约《圣经》的资料，考古学家们挖掘出好几座古代的城市，发现过去被人视为根本不存在的民族。考古学以惊人的手法增添我们《圣经》知识的背景，也填补了历史上的空隙部分。」3 旧约〈列王纪〉上九章15节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三个城市，都是由以色列王所罗门建造的。1960年，当著名以色列学者叶丁(Yigael Yadin)继发掘米吉多城后，发掘夏琐城时，突然有了灵感。他想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间房子，夏琐城门是不是也这样呢？于是，他将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形在发掘工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挪开瓦砾碎片，按记号挖掘。完工时，工人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着他，好像他是魔术师或占卜师似的。因为，挖掘的结果与他按米吉多城门复制的草图完全一样！
新约中的许多记载都为考古学所证实。使徒保罗的三次传道旅程，如今都可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很正确地追溯出来。史学家们一度对路加着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记载的历史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路加福音〉二章1～3节中，描写有关耶稣诞生前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因为历史资料找不到有关申报户口的事，居里扭也没有作过叙利亚巡抚。但后来考古学的发现，证实罗马帝国每隔十四年就有一次人口普查，要求交税人报名注册。此法令是从罗马皇帝亚古士督任期开始的，首次申报户口是公元前二十三年至二十二年，或公元前九年至八年。路加所记载的可能即后者。同时，考古学家也找到了居里扭在公元前七年左右任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有趣的是，凡是路加的记载与史学家的数据不相吻合之处，考古学都证实路加是对的，而史学家是错的。世界著名考古学家兰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甚为钦佩地写到：「路加是位第一流的历史学家，他所写的资料不但真实可靠，他也具有史学家应有的历史感。路加的名字应与世间伟大的史学家同列。」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