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9年，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出生于英格兰的近威尔士边界的商业城镇苏兹伯利（Shrewbury）。他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和一个妹妹，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医生。他五岁时，母亲便去世了。他曾被送到该城的一个学校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近七年。因他对语言学毫无兴趣，十六岁时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burgh University）学医，当时他哥哥伊拉斯莫斯（Erasmus）也正在该校学习。他父亲希望达尔文能继承祖业行医。然而，两年的学习和两次见习无麻醉的手术后，达尔文开始头痛、心悸、反胃、呕吐和腹泻。出于同情父亲让他进入剑桥的基督学院（Chr-ist’s College, Cambridge）念神学预科，以便将来有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经过三年的学习，他二十二岁时通过了文学士（B.A.）的考试，即将成为一名牧师。他特地选择了在乡间的英国圣公会教堂，为的是在教牧之余可以从事他所喜爱的狩猎活动。
如果达尔文成了一名医生或牧师，恐怕世界上没有什么人知道他。命运的安排使他作为官方科学家，后改称为自然主义者或博物学家（Naturalist），出现在猎犬号（HMS Beagle）船上，于一八三一年底开始，进行了五年的科学考察活动。猎犬号船的本来目的是发现和测验海岸地图，及寻找有商业价值的矿物。但几年的考察使热爱自然的达尔文有幸看到未遭破坏的自然界：原始热带雨林，各种地层、火山，各种风俗的民族，各种各样的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每种生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完美地契合。不少人猜想，达尔文登上猎犬号时是一位《圣经》相信者，几年的考察生涯，才使他抛弃对神的信任而产生了关于生物进化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正像前文提到的，达尔文对神的信仰的衰退在先，然后才转信进化。为了说明此点，还要从达尔文的家庭和他所受的教育谈起。
达尔文生长在一个不信神的家庭。他的祖父（Erasmus Dar-win，1731～1802年）是一位著名的医生，着有两卷《生理学》（Zoonomia），是第一位使用「进化」（Evolution）一词的人。他说：「进化乃是一种更新的过程，生物因着刺激、感受、意志与联想之作用，又因新习性的影响以致获得新肢体，因此生物拥有借着先天固有的活动而改进之功能，而且能将这种改良后的质量一代代遗传下来，直到永远。」40 虽然他在达尔文出生前七年就去世了，但达尔文一直对他的祖父非常尊敬。他祖父关于进化的思想对达尔文产生了重大影响。
达尔文的父亲（Robert Darwin）不信神比他祖父更甚。这位身高六尺二寸、体重三百二十八磅的魁梧汉子，在家里是绝对权威。只要他在场，家里的任何交谈都必须以取悦于他为宗旨。达尔文从家庭接受的信仰就可想而知了。
除了家庭教育外，几年的大学生活对达尔文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达尔文时代，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都是神学占主导地位的学府，其地球科学仍相信乌雪主教（Archbishop Ussher）的推算，认为地球是公元前四4004年被创造的。而达尔文进的这所爱丁堡大学，却向任何信仰开放，以致于谈不上有什么信仰。在爱丁堡两年中，达尔文结识了几位地质学家、动物学家和植物学家，一起讨论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Chevalier de Lamarck，1744～1829年）所倡导的渐进式的进化学说。也正是在这个期间，达尔文开始研读他祖父的《生理学》。
在神学预科期间，三门主修课中，达尔文的古典文学和数学的成绩都不好，惟独喜爱英国神学家和哲学家佩利（William Paley）的神学课程。他不仅学了必修的两门课，还阅读了教学不要求的《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佩利是英国圣公会资深的牧师和作家。他的自然神学观相信，神创造这个世界后就远远地离开，再不与受造物发生任何关系。
几年的大学生涯，达尔文在对神的信仰方面无甚长进，甚至变成了无信仰，为他后来在理性主义和《圣经》两者之间的自由选择开通了道路。
在猎犬号船起锚前几个月，地质学家莱尔（Charles Lyell）发表了他的《地质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第一卷，使达尔文有机会在航行中阅读此书。莱尔认为我们今日看到的自然过程，是经过漫长的千万年时间缓慢地、静静地逐渐积累而成，即所谓「均变说」。面对浩瀚的自然界，在〈创世记〉的洪水和莱尔的均变说之间，达尔文凭信心接受了莱尔的均变说，认为地球的演化经历了极长久的年日。在这个大前题下，航行结束回到英格兰后，达尔文一方面撰写有关这航行的记事文章，另一方面大量阅读文献，寻找进化的机制。达尔文阅读了巴特里克（Patrick Matthew）的著作（发表于1831年）和爱德华（Edward Blyth）的著作（发表于1835年和1837年），从他们的着文中论及的「自然选择过程」（natural process of selection）中直接受到启示，从而提出著名的「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的进化机制。
在此后二十年中，达尔文孜孜不倦地从事这部巨著的写作。到1858年，达尔文得知另一位英国科学家华莱士（Alfred R. Wallace，1823～1913年），根据他在马来亚为研究生物区的结果年提出与达尔文相同的看法时，大为震惊。在他的朋友莱尔和英国植物学家胡克尔（Joseph Hooker，1871～1911年）的力促下，达尔文才放弃了这部巨著的写作，于当年在伦敦林奈学社（Linnaean Society）以「摘要」（abstract）的名义，与华莱士联合发表了长达490页的理论，引起了轰动。
达尔文在世期间，他的著作共出版六次。他亲眼看到他的最后一版被译成几种主要外国文字。达尔文卒于一八八二年，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Westminster Abbey），这是英国有名人物国葬的地方。他的墓被安放于大科学家牛顿的墓旁；莱尔与胡克尔也葬于此。
在一些福音书籍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达尔文悔悟的故事。有的甚至说达尔文最后认罪悔改、成了基督徒。其中最著名的是关于霍浦夫人（Lady Hope）在达尔文临终前对他的访问。现将张郁岚博士的《到底有没有神？》一书中的有关叙述引摘如下，作个例子。「霍浦夫人与达尔文先生一次晤谈记要。他说，达氏晚年经常卧病在床，见他穿着紫色睡衣，床头放些枕头，支持身体；手中拿着《圣经》，手指不停地痉挛，忧戚满面地说：『我过去是个思想无组织结构的孩子，想不到我的思想，竟如野火蔓延，获得多人信仰，感到惊奇。』他叹了口气，又谈了一些『神的圣洁』，『《圣经》的伟大』。又说，『在我别墅附近住了三十个人，极需你去为他们讲解《圣经》。明天下午我会聚集家仆、房客、邻居在那儿。』手指窗外一座房子，『你愿否与他们交谈？』我问他说：『谈些什么问题？』他说：『基督耶稣，还有祂的救赎，这不是最好的话题吗？』当他讲述这些话时，脸上充满光彩。我更不能忘记，他那附带一句话：『假若你明天下午三点举行的话，我会打开这扇窗子，同时你可知道，我在与你一同唱赞美诗呢！』（译自The Shining Light）」41
从这段记述看，达尔文晚年是完全悔改了。但这是否真实，霍浦夫人访问记是否真有其事呢？泰勒（Ian T. Taylor）在他所著的《In the minds of Men-Darwin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列举了充分的事实，说明达尔文晚年并无悔意，霍浦夫人是一个杜撰的人物。42
按泰勒所掌握的数据，关于霍浦夫人的有关传说，可以追溯到1915年，甚至更早一些。他认为霍浦夫人访问记是虚构的，主要基于两点理由。第一，霍浦夫人访问是发生在一个明媚的秋天的下午。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达尔文去世是一八八二年的春天而不是秋天！第二，霍浦夫人的访问是否发生在达尔文去世的前一年的秋天呢？即是否在达尔文去世前六个月访问的呢？泰勒认为亦不可能。因为从1903年发表的一些达尔文的书信看，达尔文一直坚持他的无神、进化观点。即使在他去世前一个多月所写的一封信里（1882年2月28日），他仍坚持他的无生源观点：「如果生命能起源于这个世界，这一极重要的现象一定基于某些自然的一般规律。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神，能否被自然规律所证明的问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的思路无法澄清它。」
由此看来，霍浦夫人访问记乃出于虚构。那么，这个故事是谁编出来的呢？泰勒认为很可能是达尔文的遗孀爱玛（Emma Darwin），爱玛比达尔文多活了十四年。爱玛出身于英国圣公会独一神教派的家庭，她素来厌恶达尔文关于人类的道德也是进化来的观点。她在世的日子，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没有广泛地被接受。她十分担心人们会认为达尔文觉得属灵的信徒们并不比动物来得高明。所以在达尔文去世后，在达尔文年鉴出版前，她曾让人涂抹某些情节，以维护这个家族的好名声。「霍浦夫人」的出现也许是爱玛的这种企望的另一次努力。
「霍浦夫人」也许会成为永远解不开的谜，但有一点是十分清楚的，达尔文在他对神的信仰衰退后，才形成了进化论思想；进化论是达尔文世界观、哲学观无误的表现，而且至死不变。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孕育之下，达尔文的进化论应运而生；进化论的称雄又助长了自然主义的势头，对基督教信仰、对《圣经》的权威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然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达尔文主义已陷入重重困境之中，无法自拔；经过数千年的考验，《圣经》却仍巍然屹立。经过否定之否定，人们对神存在的真实性、《圣经》的权威性、耶稣复活的历史性等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有了更深切、更清楚的认识，使更多的人心悦诚服地俯伏在三一真神面前，并努力去拯救更多失丧的灵魂。也许，这正是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的历史功绩所在。
游子吟42基督徒的看法
游子吟41创造论与进化论
游子吟40分子生物学的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