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长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小时候，我的感情丰富，天真活泼，性格外向。父母、老师都相信我能考入重点中学，将来能上北京大学，我自己也编织了许多美梦。
在小学毕业那年，“十年浩劫”爆发了，到处在造反、抄家、游街、批斗。升学考试取消了，学校停课了。
一天，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对我说：“在1957年，我被定为右派份子……”渐渐地，彷佛有一个声音反复地对我喊叫着“你是右派的女儿！右派的女儿！你是个黑五类！狗崽子！……”
那天夜里，我默默地哭了半夜。虽然只有十三岁，我已能看到自己的命运了。
我不再叫父亲。虽然，知道他很难过、歉疚，但我决心听党的话，与家庭画清界限，彻底决裂。许多夜晚，我睡不着，泪水湿透了枕头。对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来讲，这种在感情与理智、爱与恨之间挣扎和抉择是一件多么残酷痛苦的事啊。渐渐的，我变得非常自卑、胆怯和沉默。
一九六八年，北京开始组织毕业生上山下乡。像许多出身不好的人一样，我咬破手指写血书来表示决心，终于被批准去山西插队了。
离家那天，父母都请了半天假，妈妈说：“小红，我们不送你去车站了。小弟替我们去送你。”虽然有点失望，但我没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们的眼泪。告别时，母亲千叮咛万嘱咐，父亲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紧紧地盯住我，我永远也忘不了他那深沉、痛苦、无奈的眼光。说过“再见”，他们飞快地转身离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尤其是爸爸那变得衰老瘦弱的身影，心中一阵冲动，「爸爸」的喊声已冲到嗓子眼儿，嘴都张开了，但还是把它强咽下去了。
我的目的地是汾河西岸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座落在一条山沟的顶端。住的都是窑洞，出门就爬坡。大部分耕地分布在几里外。
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是挑水。水要从山下的井里挑上来，一个壮小伙子需用四十分钟左右。那天，我们搀扶着，轮换着，歇歇走走，好不容易挣扎到了家。扔下担子，就都瘫在炕上。第二天早上，肩膀又红又肿，火烧火燎地疼，但还得去挑水担粪。担子一上肩，肩上像有千万根针在扎，头上直冒冷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是咬紧牙关还得干。
春夏秋冬，干那一样农活，不要脱几层皮呢？就说除禾，在三伏天，钻在一人多高的玉米之间除草，又闷又热。刀子样的玉米叶在脸上身上拉了数不清的口子，汗水流过，伤口钻心的疼。躺在炕上，骨头像散了架，浑身疼痛得睡不着。
我从没叫过苦或累。很快我干活就能和村民们一样了，可以担起百八十斤的担子和小伙子们赛跑。我们的肩上都长了厚厚的死肉。手掌上的血泡起了破，破了又起，直到结成了厚厚的老茧。我们都变得很像农民了，也都没再长个儿，一个同学还有点儿驼背，据说是被担子压的。
对我们来说，生活像是从天堂跌进了地狱。
大家相信的一直是：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世界上有亿万受苦受难的人民等待我们去解救。但实际上农民们的生活却是那样贫穷和绝望。我所见所经的与我以前所听所信的截然不同，使我的信仰开始从根本上动摇。
当时我不敢怀疑毛主席的话，对自己非常惶惑害怕，不停地在自己思想里找根源，对照毛主席的话检查批判自己，试图使立场重新坚定起来，但没用。
晚饭后，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场院的麦秸垛下，呆呆地望着满天星斗，不停地问着自己，“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活着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要活着？”但找不到答案。
我很快地变化着，天真、快乐再也不存在了，我变得非常悲观消沉。从“十年浩劫”后期开始，父母弟弟们先后出国，我的大弟凭自学考入清华大学，后来到香港，参加SAT，进入Princeton大学学习，这些被许多人渴慕的事和机会，对我都无吸引力。我最喜欢的就是《红楼梦》里的“好了歌”，盼望早一天摆脱红尘。
也许正因这消沉、空虚和孤独，我草率地结了婚。但因种种原因，婚姻以破裂告终。这事也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一位朋友把我绝望的处境写信告诉了我在美国的父母。他们马上为我办理移民手续。
离开中国，那生我养我并埋葬着我的青春与理想的土地，我没有欢喜、悲伤或留恋。来到美国，踏上这千万人梦寐以求的土地，见到阔别多年的父母，我也不觉高兴。哀大莫过于心死。我只是一具躯壳。我已不会感觉，也没有感情，活着只是一种本能和为着一种责任。
美国宽松自由的气氛，又重享天伦之乐，使我的心灵开始复苏。我常常有一种深沉的哀痛，过去的经历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来。我常边听《梁祝》边流泪。从音乐中，我重温我们那软弱、无奈、绝望的挣扎与破碎的梦。我为失去的一切，为我们那一代人，为在那片黄土地上继续挣扎求生的人们流泪。
我不敢使自己有一丝空闲，非常紧张地工作学习，以使心灵得到平衡。但这些都填补不了我内心的空虚。我常觉得人生太累了，也没有意义。所以当人和我谈到永生时，我就回答：“我不在乎永生，也不在乎下地狱。”
我已从一个天真单纯、娇生惯养的女孩子变成一个从社会底层翻滚挣扎出来的风尘女子。人间地狱的酸甜苦辣我都尝过了，我还怕再受什么罪或苦吗？我曾想，如果真有神，他能让我早早死去，永不再活，就是对我最大的慈悲与恩惠了。
到美国后，我最大的忧虑就是怕女儿交了坏朋友学坏了，所以我带女儿到纽泽西州若歌教会来，是为了让她交几个好朋友。这大约是1990年的事。
我参加礼拜，但我对牧师讲道不以为然。一些仪式让我联想到曾经经历过的偶像崇拜，使我不舒服。但那神圣、虔诚、和平、恬静的气氛常给我一种舒适的感受，好像使我沐浴在清晨温暖的阳光中，又好像柔和的春风在轻轻地抚摸我的心灵。教会中兄弟姐妹们的真诚与友爱也使我很感动，使我发现人与人之间原来还有真诚。但我不习惯，我既渴望被人接受，又怕别人太接近我。
但是一谈到信仰，我就畏之如虎，实在是怕再受一次骗。多年生活在冷酷、虚伪与欺骗之中，我不再相信任何人、任何语言，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再者，我一直认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精神寄托，祈祷是一种心理疗法。经过了多年的风风雨雨，我自认为精神和性格已经很坚强独立了，不需要用一种信仰来支持我。后来我就不到教会来了。
一九九二年，我遇到一位从大陆来的基督徒。她对我讲述了她的经历。她们夫妇都是基督徒。解放后，她丈夫一面工作一面主持一个小教会。“十年浩劫”开始，她丈夫被迫害、批斗、游街，后来被抓走了，下落不明。直到浩劫结束，造反派的头头才交待出真情。她丈夫曾受到许多残酷的折磨，要他承认他信的神是假的。他坚决不承认，并坚定地声称自己是基督徒。最后造反派们说：“你既然坚信基督，那你就像基督那样死吧。”于是他们做了一个十字架，把她丈夫钉上去，连那些交待的造反派们都说，她丈夫“死得很惨”。
在丈夫被抓走后，她和三个孩子被下放到农村去劳动，当时最大的孩子也只有十岁左右。她是一个医生，从未干过体力活，却要靠劳动来养活一家四口，生活的艰苦就可想而知了。她说每当要断粮时，主总是及时地供给她们。她的孩子们也常受歧视和欺侮。别的孩子们骂她们是“狗崽子”，打他们，甚至用纸包了粪便往他们身上扔。夜里，她不敢点灯，搂着三个孩子跪在地上，痛哭着向主祈祷。她说，全凭主的保守、支持和带领，她们孤儿寡母才能平安地度过那段困苦的岁月，三个孩子也都健康地长大成人。
当这位大姐流着泪讲述她的经历时，她没有怨恨和不平。看着她那像一个平凡的农村妇女的外貌，我想，应当有一位神，才能给她这种内在的坚强、平安与宽容。
她的见证引起了我深深的共鸣，冲破了我内心自我封闭的屏障。我向她讲述了一些自己的经历和内心的苦闷与彷徨。这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在人前流泪，也是第一次对人讲心里话。我们边哭边谈直到深夜。她为我向主祈求，求主带领、医治和保守我。在她的鼓励和感动下，我表示愿意接受基督耶稣作我的救主。我觉得心里很轻松愉快。
但事过之后，我心里常常有一个声音在问，自己是否是在感情冲动之下又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开始读经和祷告。我发现圣经读起来不再是那样枯燥无味，而是变得亲切了。我常作一些简单带有试探性的祷告。许多人都告诉我，不要试探神，要凭信心去信。但我对人、对己、对世事均无一点信心，让我凭信心去信，我实在做不到。
主并没因我的不信、试探和怀疑遗弃或惩罚我。神了解我的软弱和不足，并用祂的爱和宽恕来恩待我。
举个例子：当时我父亲和我女儿的关系很紧张。他看不惯我的女儿，认为她太美国化，又贪玩儿，不刻苦学习，所以常常会教训她几句。我女儿总觉得姥爷不喜欢她，不理解她，有时就会和姥爷顶嘴。这样家庭关系越来越紧张。我被夹在中间很为难，天天提心吊胆，怕这爷孙俩又爆发一场战争。我尝试着为这事做了几次祷告，很奇妙，他们之间的冲突明显地减少了，关系也逐渐地好起来了。
当时还有许多事，主都回答了我的祷告。在主的启示下，我又回到若歌教会，并参加了Edison妇女团契。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以优异的成绩从护士学校毕业，但因说英语的口音较重，一直找不到工作。我很灰心绝望。这时，团契里的伯母和姐妹们就鼓励我要
相信、依靠主，并为我代祷。很快我就有了一次interview的机会。当时我很紧张，也有些胆怯。在路上，我不停地祈祷，突然我心里有了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信心和平安。内心的感应告诉我，神已把这份工作赐给了我。
我的interview三天之后，就接到电话，为我安排好了第二次interview，在interview 时，护士长说：“如果你愿意，就留下吧。”这家医院还主动为我提供speach therapy帮助我矫正口音，工作的环境也非常友善。
我于一九九四年八月受了洗。虽然我还是看不到摸不到神，但我常常感觉到神的同在。主常常垂听我的祷告，时时刻刻在看顾保守我。我也经历了神的爱和医治。
以前，我根本不能提过去的事，只要谈话一沾过去的生活，马上，我的嗓子里就像堵了一团棉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有人曾建议我去看心理医生，“因为你的心里压抑了太多的悲哀”，她说。神却奇妙地医治我心灵的创伤。我心里的哀痛和怨恨在逐渐消失，可以平静地回顾过去了。
就在我写这篇见证时，又读了几本有关“十年浩劫”的书，几乎写不下去了。是神使我能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过去和那个时代。不错，我和中国的十亿人都在那个时代作了权利斗争的牺牲品，但我们的罪性和愚昧不也正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吗？回顾自己走过的坎坷道路，从奋斗、追求、挣扎、无奈、沉沦、堕落到绝望的过程中，许多人伤害过我，但我不也伤害过许多人吗？我们的罪性和私欲是这个时代堕落的根源，也是我所受伤害的根源。我越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就越感到神的圣洁、公义和慈爱。
当我向神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赐给我发自内心的平安和喜乐。神让我明白，只有从过去的罪和怨恨的捆绑中解脱出来，正确地看待过去，新的生命才能健康地成长，正像蝴蝶从蛹中蜕变出来一样。感谢神，祂卸去了我的重担，使过去成为我的鞭策和激励，使我能够勇敢地面对未来。
现在我不再感到生命像一条飘泊在愤怒的大海中的小船，也不再像一片无根的浮萍。主就是我的避风港，就是我的依靠。世界上的一切都会消失，钱财、权势、名利、亲人或朋友都会离去或转眼成灰，只有主的爱是长存的。感谢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