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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认为牧师的讲道没意思，却感觉到教会的人很友好、热情，我很愿意和他们交往。当时教会有一位吕太太，很有爱心。我生小孩，她一次又一次地冒着寒风大雪，给我送鸡汤鸡酒。我小孩生病了，她帮我护理，买药送给我。尽管时间会流失一些记忆，但吕太太的那份爱心，却不时在我的记忆长河回荡。
我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星期天很少去教堂做礼拜。有时被别人叫多了，觉得不好意思推辞，才应付去一次。就这样断断续续去了教会三年，后来干脆不去了。
1996年，当我们从加拿大举家搬迁到美国时，一位传道人岭先生和他的太太鼎力帮助我们。他们还为我们联系到了居于美国、愿意帮助我们的苏牧师，使我们刚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就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我们住的房屋，就是苏牧师帮着找的。苏牧师还带我去教会，带我查经，但我依然不肯信主，应付式地去了几次教会，也就不去了。
我不相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既然神是爱我们的，那他为何允许那么多的罪恶、灾难产生？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近代的“希特勒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革”、“六四”等等；从大到整个国家的倒行逆施、摧残人性、扼杀知识，小至包括我在内的个人的种种苦难，有多少无辜的生命被杀害，又有多少纯真无瑕的孩童丧失！神在哪里？他为何不阻止这些惨绝人寰的悲剧？
第二，我从未做过亏心事，为何要戴上“罪人”的帽子？我怎能和社会的恶人、无赖等同？听说人人都是“罪人”，难道对民族英雄岳飞和遗臭万年的秦桧，能一视同仁吗？
我来到充满希望、又富有机会的美国，岁月几乎又流逝了两年，而我依然只有满腔的无奈、失落。这个时候，我再次走进了教会。
去到教会，我有一种安宁感，彷佛有一个声音在对我呼唤∶“归来吧，孩子！”我依稀感到一种美的盼望，这种盼望像在夜色中观赏树花似的，朦胧，令人冥想。
1999年，我去加州圣地牙哥参加了“China ’99”福音营。参加的有好几百人，都是中国的学人才子，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当台上有人问：“谁愿意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主？”大部分人都高高地举起手。然后齐唱“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边唱边流泪。泪水，涌自一颗颗圣光照亮的中国心，划过一张张真诚智慧的脸，溶集成一道生命的甘泉；歌声，带着圣灵的呼唤，美好的心愿，凝聚成一股力量，一股无法抵挡的力量。这个激昂的场面，深深地震撼着我的心灵，我的眼泪也无声地划下。透过这个场面，我彷佛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民族的盼望。透过这个场面，我理解了我当年嘲讽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救中国”的含义。
在参加福音营期间，我还在San Diego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画。画面非常逼真，那三颗钉子，就像真正的一样。任何人看到，都会有一种锥心惨痛之感。而这个时候的耶稣却说∶“赦免他们”对致他于死地的人们，他想到的是赦免，而不是恨、愤怒。上帝对人的爱，是何等的大、超过人类的想象啊。
这使我联想到，神所做的，远远超越了世人的思维。神为何不阻止人类的各种灾难，我不知道；但凭着我对他爱世人的信心，我相信他的主权。可见用圣经里的道德水准来衡量人，世人确实都是“罪人”。
我的另一个理性问题，“我不是罪人”，也解决了。我一直认为自己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聪明智慧；但对圣经的话语，很多都无法做到，也很难理解。
从我第一次接触基督教，到我在圣地牙哥的“China ’99”福音营受洗礼，岁月流逝了七年。我在神的门前徘徊了七年，才肯真正进去。
对“罪人”的更深一步理解，则是在我决志信主后的第二个月。我的性格较倔，每次和我丈夫吵架，短则两三天不理采他，多则两星期不和他说话。我决志信主后的第二个月的一个星期六晚，我和丈夫又发生“战争了”，两人大吵大闹到夜里一点钟。然后他睡沙发，我则气得整夜难眠。
第二天，我憋着一肚子气，有点应付式地去教会参加崇拜。万万没想到，传道人正好讲《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爱”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我一贯认为自己很懂得爱，且做得非常出色，但用这段经文对照自己，顿觉惭愧。
作者现居美国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