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陪住的是来自乌干达的学生，和我们同住一楼面的基本上是非洲学生。一次偶然的机会，住在我对面的留学生请我去他宿舍。原来他们每周六晚上在他的宿舍里有查经班，我就成为他们查经班的“特邀成员”。
我的理智无法接受他们所读的圣经上的话，我先入为主的无神教育，使我怀疑上帝存在的真实性。但是，每每当我参加聚会时，我的心在里面颤抖，我的灵魂在悸动。
参加查经班约有半年之久后，他们成了我的好朋友，常常来我宿舍，我也与他们无话不说。这些基督徒完全与众不同，他们有美好的内心，也有美好的行为。他们那种待人的真诚，深深地打动了我。我从这些“特殊材料”构成的基督徒留学生生活中，看到了一种无穷生命的力量，看到了看不见的上帝的属性。在他们面前，我发现我所受的那么多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在大学每月一次的政治思想报告会，和每周五班级的政治学习，全是没有用的庸医疗法，完全没有改变我的生命。相反地，反而让我更道貌岸然地败坏下去。
有一次，我看见其中一位基督徒焦拉弟兄正在做理论力学的作业，我就主动把我从图书馆“拿”（本来这本书只限于图书馆内阅览，不得外借）来的一本相当难得的参考书给他。当他看到封面上印的、我却完全不以为然的警告语后，相当严肃地要我解释书的来源。我就如实轻描淡写地讲了一下。哪知道他听后定要我去“完璧归赵”。当他知道我不愿意还的时候，他主动去图书馆为我“负荆请罪”。我本以为他们这些人平素总是与世无争，随缘而就的温顺的绵羊，然而，面对罪恶，他们却是那么一丝不苟。
半年后，我开始自己认真读圣经。我要研究，为什么这些没有接受任何思想教育的基督徒比接受过思想教育的还要好呢？是一种什么力量驱使和约束他们的行为？耶稣的思想难道比马恩列斯毛的思想更伟大吗？当我看圣经时，我恍然大悟，我全部的问题都找到了答案。我们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所有的思想教育只是在坏树上面的树枝上修修剪剪，没有从树的根源上去解决问题。而耶稣道成了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升天，在耶稣里就把我们嫁接到他的生命里，从此我们树上的树枝自然而然就结出好的来。我也明白了基督徒的真善美的生命是那个非受造的神的生命使然，原来圣灵是基督徒隐藏的导师。有了生命之源，有了圣灵作导师，基督徒的好行为就流露出来了。
终于，在一天的晚上，我独自来到上帝面前，跪在床前，相对无言。此时，我的灵性冲破了理性的障碍，我干渴已久的心灵向上帝发出了呼唤，那一天，我得救了，回到了心灵的故乡。
毕业以后，我常去教堂参加崇拜。八十年代，在中国当代教会史上，经历了一次复兴。这一次复兴的特征，就是有许多青年人归主。那时候，许多年轻的弟兄姊妹，因为教堂里的供应远远不能满足他们干渴的心灵，有时聚完会后，上百人聚集在路边，交流感受直到凌晨。
随着主的带领，我认识了带领家庭聚会的属灵长辈。从那时起，就参加家庭聚会。我几乎每晚参加各处的聚会。在家庭聚会里，我的真理知识得到装备，生命得以造就。许多为主受苦几十年的活生生的见证，深深地打动了我。
1986年，我在弟兄的家里受洗。当我受洗祷告之时，神的灵感动我，我一边流泪，一边祷告∶“神啊，我听见你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主啊，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
受洗后，我几乎天天晚上参加家庭聚会。由于家庭教会在中国长期以来是受控制和打击的对象，因此我们都是悄悄地进入聚会家庭，十几人、数十人围坐在十几平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的组织和崇拜形式。那时对我来说，每一次聚会都使我在灵里不能自己。记得有一次，当一位曾为主受苦坐监二十几年的李弟兄一进屋子，我就大受感动，不禁泪流满面。
有一年，我和上海的一位老姊妹去安徽。那是安徽省最穷的地方，所到之处，满目疮痍。接待我们的弟兄是当地的一位主要同工，家里除了一张摇摆不定的台子和几张板凳外，一贫如洗。当信徒们听说我们来了以后，早晨四点，院子里已挤满了来听道的弟兄姊妹。后来，一打听，知道有许多人在半夜就远途跋涉，就是为了要听一堂主的道，要参加聚会（现在，当我在信仰自由的国度里，面对着做礼拜时姗姗来迟或“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信徒，感慨万千）。
到1995年我出国前，主带领我默默地传福音，建立教会，领聚会。1995年底，我因大量印刷“非法宗教刊物”，被公安抄家。我被几位便衣推进恭候在我家门口的车子，送到位于福州路的市公安局。当车子开到福州路时，我心里默默地对主说∶“主啊，以前每次晚上聚会回来骑单车路经福州路时，我总是想哪一天我会为你的缘故进入此门。今天我感谢你，你把我带来了。”经连夜连番审讯后，主还是保守了我，我还不配为主坐监。最后，我以罚款被释放。
今天，我虽身在海外，我的心却还在我日夜思念的中国。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让我早一天回到我的祖国，竭诚为主，死而后已。
我的耳边，时常响起教会弟兄姊妹在欢送我的聚会中唱的一首圣歌∶
求主给我一颗心，为你而活，
抛开世上所有，不再思索。
给我力量，不至滑脚，走余下几里路。
无论在何时何方，
愿主来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