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光
David J. Bosch（編註：1929-1992。生於南非的宣教學家與神學家。生前強烈反對當時主流的種族隔離制度）的巨著《更新變化的宣教：宣教神學的典範變遷》（白陳毓華翻譯，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1996），是基於兩千年的宣教歷史，來回應當代宣教危機和盼望的專著。
作者首先指出普世宣教是多類型的， “是百花齊放地彼此互補、相互強化，且互相挑戰……”（p.10）然後分三部分展開論述：
耶穌基督和使徒時代的宣教特色，之後近2千年的4個宣教範式，以及在20世紀50年代的第六個宣教特徵。
在論述中，作者始終以耶穌基督為模範，並結合了宣教偉人的經歷的世代處境、文化特徵，闡述各大時代的神學特色、教會特色、宣教特色。進而，從13個角度，闡述當代宣教發展的趨勢，全面、深刻，而熟慮。
一大特色
該書的一大特色，就是把基督宣教史，放在時代文化、民族文化和神學進展交錯的社會歷史背景中展開，直陳得失。
這特別體現在中間4個典範的論述中，突出了上帝在不同時代“道成肉身”的作為，基督徒作為罪人，在宣教上的有限性、暫時性和瑕疵，以及背後上帝的恩典和主權。
恰如作者所說：“基督教的信仰是歷史性的信仰。上帝是藉著人物和事件，而非抽象觀念，來與人溝通、向人顯現。換句話說，聖經（包括舊約和新約）信仰，是‘道成肉身式’的信仰，上帝的真實性進入人真實的事件中。”（p. 237）督教信仰始終是在堅實的基礎上，既有創造性，又具有本色性；能積極回應時代需要、回應文化，並引導時代，發揮影響力，拓展上帝的國度。
此架構有明顯的優點，也帶來些問題：
優點之一
第一個優點，非簡單敘述宣教歷史，而是堅持宣教是基督信仰與社會環境的互動的產物，從而相對真實、全面地反映了基督教宣教的發展歷程，既突出了基督徒、教會、機構等的獨特價值，又顯示了文化、社會等的影響力。
這種雙螺旋式的論述，展現出基督信仰和各時代文化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教會、神學和宣教的進展，甚至文明的發展。亦充分揭示了教會、神學和宣教蘊含了人文特色，具有局限性，也在某種程度上受到了罪的污染。
這種反思令人震撼。在理論上，這打破了教會和世界的隔閡，揭示了神學和世俗思潮的關聯，使人從多個角度看待宣教。這是我以前未關注過的，也是華人教會，尤其是大陸家庭教會缺乏認識的。
優點之二
第二個優點是，作者始終堅持：宣教是上帝的宣教，是上帝的教會參與了上帝的宣教事工（p. 12, 522-527, 676, 712）。教會本身的信仰，已具有宣教的特徵（p. 7, 461））。也就是說，上帝自己率先實施了宣教事工，教會則在宣教上具有本質性到影響力（p.11-12）。這在後5個範式的論述中多次強調。
以上帝為中心的宣教觀，打破了傳統的以教會為中心的宣教觀，顯示聖靈在特定時代、特定民族、特定宗派、特定信徒中，促進宣教進展的各種大工——如早期信徒道德的見證，修會對宣教的貢獻，對國家的影響，18世紀敬虔運動和大覺醒運動對宣教的推動等。
在論述宣教周期性的成敗得失時，作者也揭示出神學的局限性，導致教會信仰和實踐上的局限。換句話說，教會的信仰和見證，既能推動，也能阻礙自己和宣教事工的發展。所以，教會自身神學的反省和更新，始終是宣教事工發展的關鍵。
作者認為，教會這種神學反省和更新，導致宣教區域的拓展。這拓展使教會面臨新的世界和文化，而這新的世界和文化又推動了神學的反省和更新。即，被上帝拯救的新世界、新文化，在相當意義上，成為拯救或改善基督教會的良藥。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兩個問題
上述兩個優點，也帶來兩個難題：一是如何平衡基督信仰和所處環境的相互關係，二是教會更新、神學進展，與文化變動等的關係。
在本書中，這些方面的論述始終不夠清楚。比如說，在東正教的宣教典範中，東正教對當時以及後來的文明，產生了什麼樣的深遠影響，其原因為何，本書論述不足。
同時，東正教神學形成過程中，信仰、環境和文化，到底哪方面作用更多些？本書亦缺乏清楚的區分。對其它幾個典範的論述，多少也有這方面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確實有些超出本書的研究範圍了。
有待深思
由此，引出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第一，既然基督通過教會來祝福世界，就必然賜給教會真理之光和恩典，來照耀與引導世界，就像摩西最後對以色列人的教導（參《申》4：7-8）。這必然表現為，對於歷史，基督信仰比環境起著更主動、更正面的作用。歷史對此必有印證。可惜本書對此其論述不夠。這或許和作者強烈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認知有關。
第二，既然對基督信仰的認識和實踐，是隨著宣教、新文化和新人加入，而更加深入和更加全面的，那麼，就必然得出一個結論：上帝也透過非基督教文化，來祝福基督神學。即，上帝不僅通過基督教會祝福世界，也透過非基督信仰的世界和文化，來祝福教會。
這令我驚異，但確實是本書隱伏的一大脈絡。如本書論述了上帝通過希臘文明、羅馬文明、近代西方文明，以至現代亞非拉文明，祝福了教會。意即，作為特殊恩典管道的基督教會，也藉著豐富多彩的普遍恩典的滋養，得以成長和成全。這就像孩童的靈性生命的成長，是伴隨著知識、技能、經驗和社會閱歷增加的。
當然，各類出自普遍恩典的文明，只有在承認基督的主權、彰顯基督的恩典下，對教會才有意義。其自身的價值，也才得以更好發揮。否則，為罪污染的巨大的腐蝕作用，將難免毀滅的危機。
同時，各種文明的正面作用，也是有限的。當其發揮到一定程度──似乎是成效卓著的時候，就走向自己的反面，成為基督國度發展的絆腳石，就像進入成熟期的前5個宣教典範（這也是本書令人吃驚的結論之一）。
因此，特殊恩典始終是高於並引導、維護普遍恩典（《啟》4：11）；普遍恩典則在某種層面上，彰顯甚至支撐特殊恩典。其獨特價值，不應忽視。
總之，通過上帝同時在教會和外邦世界的歷史性作為，以及外邦世界在拓展神國、認識神國中的地位，我們或許可以說，不但教會是為外邦世界預備的，同時，外邦世界也是為教會預備的。
這裡的外邦世界，包含外邦文明的一切成就、宗教和信仰。那也是上帝祝福世界的管道，但最終都是為了認識基督，歸於上帝的國（《徒》14：15-17，17：26-31；《羅》1：5，16：26）。
由此反思，教會應該進一步從“以教會為中心”的神學觀中解放出來，轉向並構建以上帝為中心、以普世為對象的神學觀、教會觀和宣教觀。
中國特色
那麼，本書對當代中國教會有什麼意義呢？簡而言之，我們必須“道成肉身”，從中國文化傳統、多元信仰傳統，及當代社會劇變所帶來新的需要等角度，對照聖經的教導，特別是效法耶穌基督來者不拒的宣教模式（p. 33），仔細省察當代中國教會的神學傳統，深思中國文化、中國社會和教會的發展方向，並開創新篇章。
比如，中國人特別推崇老天爺，尊重祖宗、長輩與政府，重視修心，重視道德、家庭，重視與自然和諧等。應該讓這些文化特色，在中國神學、教會和宣教中，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
關鍵是形成外富中國特色、內具聖潔生命，且事工逐漸全面發展的中國教會。如此，一心事主，又秉持謙卑、仁愛的精神，堅持開放對話，借鑒其它宗教的合理成果，可長保中國基督文明的活力和適應性，推動宣教學進入新的階段。
當務之急
當前中國教會有將近1億的基督徒，社會影響力卻非常不夠，缺乏社會生命力，缺乏群體的見證，大大不如1949年前。
這一現象，非常值得關注和探討。是因為信徒人數不多嗎？是具有知識和才幹的信徒不夠嗎？是信徒屬靈生命普遍不成熟嗎？是信徒的社會觀有偏差嗎？或者，是政府壓制教會的結果？
當然，確有政府有意在政治和社會上壓制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中國教會和基督徒生命普遍不成熟，特別是對基督徒事工，認識上有偏差。
隨著個人自由的日益增加，經濟的私營化，社會領域的逐漸放開，特別是新一屆政府有意開放社會服務性工作，基督徒中如能有1/10靈性比較成熟，且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能在一生中影響一二十個人，和一兩個社會機構，中國的福音化和基督化是可以期待的——就像在同樣環境下，經過30多年的曲折發展，中國私人經濟已經超過國有經濟的力量，中國市場的力場已經超過政府控制的能力一樣。
要增強中國教會的影響力，當務之急，是堅守聖潔的同時，以創新精神，積極化解中國的信仰缺失、道德大崩潰、市場誠信的極度缺乏、貧富兩極分化等危機，讓中國文明傳承的危機、社會經濟政治和道德等的危機，成為基督教信仰發展、基督教信仰中國化的契機。
為此，中國教會的中、近期的關鍵，在於信仰的靈性深度覺醒，帶來生活、實踐上的活躍、活潑，與宣教事工的豐富多彩。長遠而言，則在於基督信仰的中國化，形成既富有中國特色的基督信仰，又兼具普世情懷的服事精神，以服事帶動普世宣教。
作者來自中國，原從事經濟學和歷史學研究。現在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進修。
圖片一為JoeWang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