牆裡,牆外

本文原刊於《舉目》59期

莊祖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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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前,我曾參加由柳溪教會(Willow Creek Church)主任牧師海波斯(Bill Hybels)主持的教牧研討會。在開場白中,海波斯牧師問全場1,500位牧長同工們:“你們伺候的顧客是誰?”一個聲音從角落傳出來:“執事會﹗”立 時全場哄然大笑。海波斯牧師在笑聲止息之後說:“是的,因為執事們不但決定你的薪水,還決定你的去留。然而,這也正是你的教會不能增長的原因﹗如果牧師、 同工們只關心、服事已經來教會的信徒或執事,對教會之外徘徊的人不聞不問,請問:他們為何要踏入教會?”

         這的確是當今海內外華人教會的共 通問題:牧者們常常為了維持教會的經常聚會,探訪生病或無故“人間蒸發”的會友,而忙得焦頭爛額;同工們也為了教會內部的各種活動而無暇他顧。也就是說, 我們似乎只關心教會圍牆內的人,而不關心(或無力關心)圍牆之外失喪的人。如此,教會豈不就變成“斗底下的光”、“鹽罐裡的鹽”了?

         但是,我們要如何才能走到“牆外”呢?如果貿然走出牆,我們是否會被遍地遊行的魔鬼吞吃了?我們是否會浪費教會的人力物力,在一些徒勞無功的活動上?在關心 社會與關懷信徒之間,有沒有衝突或資源分配的問題?要如何取得平衡?這一籮筐的問題,都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問題,也都是需要慎思明辨的議題。

福音的處境化

         宣教學上所謂的“福音處境化”,是指不僅福音要在文化上“本土化”,還包括福音要能回應當地經濟、社會及政治的情勢。然而20世紀初,由於“基要派”與“社 會福音派”的路線之爭,中國的基要派教會退出了教育界及文化界。迄今,中國大陸教會仍普遍有此“避世”的心理。但現在是我們重新檢討這個策略的時候了。

         因此,在現有的處境上,中國教會需要回應的,包括都市化造成的社會問題,及基督信仰如何促成中國道德重整、文化更新等大問題。在海外的華人教會, 也需要關注重大的社會議題,並與當地眾教會聯合行動。在這方面,一些香港、馬來西亞等地的華人教會,已經有值得效法的見證。

         如何以基督信仰來更新中國文化,一向是我個人較關注的議題之一。中國教會信徒大多數在農村,都市中教育水準越高的人,信主比例越低。因此,中國教會信徒人數 雖然大量增加,卻未能在中國社會看見明顯的影響。這與港台及北美的華人教會恰恰相反,在海外,一向是知識水準越高的人中,信主的比例也越多。

         現在由於“海歸”學人的大量增加,使國內知識分子中,基督徒的比例也顯著地提高,但是這並不代表基督信仰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有等比例的增加。如果我們確信 福音能轉化文化,中國教會就應該鼓勵更多的基督徒,以文字出版和大眾傳媒,來傳遞我們的立場和觀點,並以生活及職場的見證,來凸顯我們與世俗迥別的人生觀 與價值觀。

         透過這些途徑,我們可以影響中國社會,進而改善日趨墮落的社會道德,並重塑中國的社會文化。

適切的著力點

        如果在觀念上我們同意:教會應該回應並關心社會的需要。那麼緊接的問題就是:何時、何處是教會應該介入的?要如何做?也就是說,我們要選擇“切入點”,來推 動教會發揮鹽與光的功能,改變社會。而這些切入點,也必須是教會能發揮力量的“著力點”,否則將吃力不討好、事倍功半。

         在這方面, 18、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英國衛斯理的“循理會福音運動”,值得借鏡。衛斯理一方面在他牧養的基層信徒中,藉著“主日學運動”推動信徒識字與讀經,又 以小組聚會督促信徒在生活上結出悔改的果子。另一方面,他自己以寫書、投稿的方式,喚醒社會裡中上階層基督徒沉睡的良心,造成輿論;又鼓勵基督徒官員、國 會議員推動立法,使得社會改革能因著制度化而落實。我們應該鑑古知今,效法先賢。

         不過,當教會想“進入社會”時,要避免“多角化”這似是 而非的“迷思”(Myths)。也就是說,在教會準備參與社會關懷時,要注意“單純”(Simplicity)的原則,即“專注本業”。許多企業因盲目的 多角化策略,導致力量分散而一敗塗地。因此,教會領袖必須自問:什麼是教會的“核心本業”?什麼是教會的“優勢”?

          當今有些教會做的一些 所謂“社區服務事工”,是有待商榷的。例如,台灣教會普遍存在的“插花班”、“安親班”、“健身操班”等,雖是琳瑯滿目,卻與光鹽的見證無關。海外華人教 會則常設有“中文學校”,但是往往造成尾大不掉、喧賓奪主的現象。其實這些事工對傳福音、作見證、改正社會風氣等都毫無助益,卻徒然耗費教會寶貴的資源。 所以,我們不應該去做一些力不能及,或與教會形象無關無益的“事工”。

          值得教會投入的,是那些需要委身並有長期果效的事工,包括:孤兒 院、貧民義診、識字班、民工子弟學校、環保資源回收……教會或基督徒們若能長期在某些領域專注地投入,不僅能取得社會的肯定,也將取得發言權並發揮影響 力。香港的突破青少年事工,台灣的伊甸殘障事工,都是一些非常成功的榜樣。

適當的文化介面

         當教會想“走出牆外”的時候,如何選擇適當的“介面”(Interface),使教會能與整個社會“接軌”,是成敗的關鍵。今天的華人教會,自牧師至信徒, 往往缺乏“文化的敏感度”(Cultural Sensitivity),對主流文化未能掌握,使教會外的社會人士,對基督徒產生偏見,令福音的傳播障礙重重。但是歸根究柢,這些攔阻常常是基督徒自己 造成的。

         舉例而言,今天港台教會的大型佈道會,喜歡以神醫佈道、音樂佈道的方式來進行。這種燈光閃爍、萬人齊舞的聚會,更加深了人們對基督教是“怪力亂神”的宗教印象。

         相反的,慈濟或佛教團體的聚會,氣氛卻極為莊嚴肅穆,頗合中國傳統文化之主流思想。從近年來佛教教勢蒸蒸日上,而基督教卻欲振乏力來看,顯然這場宗教間的 “文化之戰”,基督教是落了下風。即便基督教的聚會也的確會吸引一些人,但是所吸引來的人,可能都是一些“求神蹟的猶太人”(《林前》1︰22),而不是 那些願意走十字架道路的真基督徒。

         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強調“溫良恭儉讓”的儒家思想,仍是居主導地位的。而這些儒家的德性,也與基督教 的屬靈美德相呼應。因此,我們必須更凸顯基督徒的生命特質,即強調聖靈的果子,而非超自然恩賜;重視屬靈生命的厚度,而非膚淺的狂熱。聚會活潑卻不激情, 感情自然流露卻不煽情。若能如此,基督教不僅能與中國主流文化接軌,同時也使儒家那似乎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境界,在基督徒身上實現出來。

作者現在波士頓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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