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國的軍隊 ——對照兩種性質的社會改革運動

本文原刊于《举目》62期

蘇文峰

        19世紀中葉，清廷統治下的中國和工業革命後的英美，都同樣面臨歷史的轉折期；人心思變，社會改革勢在必行。

• 天平天國的社會改革

       當時的中國正處于內外夾攻的困境中，外有西方列強撕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缺口，內有1851年太平軍在廣西起義的大患。

       太平天國一方面傳承了歷代揭竿而起的農民革命，一方面提出“奉天討胡”的民族立場。但基督徒更關注的，是其“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願景及其“人間天國”的“天命”能否實現。

       1853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強力推行新的社會改革制度。由于洪秀全和族弟洪仁玕都曾到廣州隨美國來華傳教士羅孝全學習聖經，也閱讀過梁發的《勸世良言》；因此他們建國之初所訂的《資政新篇》、《天朝田畝制度》及禁煙酒賭娼妾、放天足、設女子科舉考試、辦平民教育等政策，都明顯帶有基督教社會主義色彩。難怪一些西方傳教士樂觀的報導說“中國即將基督教化了”。

       可惜隨著太平天國諸王掌權後的神怪、荒淫、腐化及內訌，加上諸多外來因素的涉入，這些社會改革的措施隨著太平天國1864年的敗亡而結束。這場被期待為“中國基督教本色化”的運動，卻混雜了傳統宗教、封建迷信、民俗的社會改革，竟以生靈塗炭的代價告終，留給中國社會、教會一場慘痛的教訓。

• 19世紀英美的社會改革

       正當太平天國建國後北伐西征的同時，英美社會也經歷了另一種性質的社會改革。面對貧富不均、道德敗壞、買賣奴隸、剝削工農的亂象，許多基督徒挺身而出，承受召命。他們也有軍隊，但不用武力；他們人多勢眾，但不靠強權；他們痛時弊，但不自以為義。

       這時期的英美社會改革運動源自屬靈復興。著名的復興史學家歐伊文（James Edwin Orr）描述：1857年9月23日在紐約市一次市民中午禱告會中聖靈開始動工，禱告會從6人增至每天約4,000人。火熱的禱告會從一城到另一城遍及全國，教堂及公共場所聚滿了禱告的人，大量美國民眾明顯的轉向上帝。當時有一位年輕的牧師在服事時去世，他末了一句話“興起盡忠為耶穌”成了這次復興的標語（著名的詩歌《Stand up, Stand up for Jesus》就是1858年在費城牧會的George Duffield所寫的）。據估計，美國一年內得救的人數達50萬人。

        1859年初，復興之火燃燒到愛爾蘭、威爾斯、蘇格蘭，全英國約十分之一的人歸向主。這時期上帝興起了一批著名的傳道人和宣教士成為屬靈領導者，如戴德生、司布真、慕迪等；上帝也另外興起了許多平民信徒和學生，加入社會慈善事工。

        1865年，與中國內地會創辦的同一年，救世軍的“大將”卜威廉（William Booth）號召許多人加入“以愛心代替槍砲”的軍隊。他們自願接受軍隊般的紀律，獻身街頭佈道，救濟貧民，設食物站，於是“熱湯（Soup）、肥皂（Soap）和救恩（Salvation）”這3S成為這支軍隊被人稱譽的口碑。救世軍的影響遍及全球各地，今日參與的總人數達200萬人。

       這一段時期前後，被稱為孤兒院之父的穆勒（George Müller），1836年已在家中收容了30個孤兒，1849年建立了第一所可容300人的孤兒院Ashley Down。他一生設立了117所學校供12萬個兒童受教育，其中大多數是孤兒。

       大復興時期英美的男女青年會、萬國兒童主日學等事工，都與卜威廉、穆勒的社會關懷相得益彰，改革了“萬惡的資本主義社會”許多弊端，為社會及教會帶來生機。

• 誰來做

        對照同一時期“太平軍”和“救世軍”這兩種社會改革運動，可以看見社會關懷的重心必須從為何做（Why）、做什麼（What）、如何做（How），轉向誰來做（Who）。社會關懷的動力來自教會及個人的屬靈復興。投入社會關懷的人，若沒有對罪的痛惡和悔改，沒有對上帝公義的認識和順服，沒有牧人般的慈悲憐憫，沒有被聖靈充滿的豐盛能源；參與社會改革往往只是自我理想的實驗，或人道主義的表現。

       當一個個被破碎、被恩膏的人來做社會關懷時，就如春雨潤物，不僅暫時救助人的身體需要，更能感化許多剛硬痛苦的靈魂接受基督的救贖。

作者為[海外校園機構]創辦人。

附注：

圖片一為救世軍創辦人卜威廉（William Booth, 1829-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