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橄榄社区
2011年8月，我出席了在西雅图举行的一场会议，会议中的一部分专为纪念《审判达尔文》初版20周年。据与会者看来，该书重新定义了进化和创造之间辩论的主题，由此改变了世界。对于长期陷入僵局的辩论，改变它的主题，正是我的初衷。我希望与会者把这么大的功劳归于我并没有错。
不过，我也向与会者做了说明，《审判达尔文》后来所受到的挑衅，却是我当初没有预想到的。我只是希望对陷入僵局的“进化—创造”之争提出一个框架，以满足每一方最低的要求。我期望在这个框架下，当事的双方可以坐下来讨论，在探讨中向真理迈进，或至少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这个争论一直难以解决。
达尔文主义在今天的教科书中，被当作是不容质疑的真理教给学生，而美国人却压倒多数地拒绝达尔文主义。我相信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无知，而是他们觉察到达尔文的论断远远超出了证据的支持。尽管形式上是宗教中立的，但其目的却在于以一个无意义的、没有任何创造的上帝，取代创造了万物的上帝。如果上帝的存在确实如此疲软，他还不如不存在，因为即使没有他的存在，世界的创造和维护也照常完美地运转。如果盲目的自然力量能够不需任何援助地完成整个工作，上帝就是多余的了，因此很容易被排除在考虑之外。
因此，我力求在尊重进化和创造双方优点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框架，这将使这场争论倒向得到最有力的证据支持的一方。我天真的认为，通情达理的、理性的双方，对这样一个框架的期盼都是显而易见的。
生物进化理论本身并不解释第一个活的有机体，如何从非生物的化学物汤中出现。但进化生物学家受所谓，成功地解释了第一个有机体神秘亮相之后，的整个生命历史过程的鼓舞。他们声称确信，生命的终极起源也不需要任何智能的介入，而是发生于随机和化学律的某种组合。在面对学识渊博的批评者时，达尔文主义者有时假装生命的起源并不是他们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当他们觉得安然无虞时，就改口声称这个问题早已在原则上解决了。
假定科学知晓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机制，能够，也确实将生命从了无生气的化学物一路带到智人。此机制如此关键，我的认为是当前需要重点解析，为此可以将《圣经》的权威，或地球的年龄等分散注意力的问题搁置，以使所有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生物创造的自然机制上。创造性的自然选择经过了证据和实验的证实么？或者它只是的一个哲学教条演绎的产物，仍需要证据来验证？我首要关注的是如何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在主流科学界和非宗教的大学中讨论。
达尔文主义者回应的方式使我确信，对于他们来说，首要的是保持文化操控力的地位，而不是采用真正的科学方法，以学术上的诚实，来寻求一个可能不受欢迎的真相。愿意将自己的理论置于是否有弄虚作假的考验，对那些把有权力的人来说，在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风险太大了。
因此，当人们谈到我和《审判达尔文》一书时，使用的词语之一是“有勇气的”。这个词我并不想用在自己身上。该书出版时，我是生物学领域之外的终身教授，所以在专业上丝毫不受影响。法学教授都明白，每一个问题都有两面性，所以我的同事们并不会因我所处的非常规的立场而觉得有何威胁。
然而，“有勇气的”这个词，却适用于那些在智能设计（ID）运动中跟随我，包括我在会议上曾遇到的，和那些多年来和我并肩工作过的人。他们冒着自己的声誉和职业生涯的风险，追求他们所相信的真理，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还有一大群年轻的科学家目前仍处在“地下”，但他们希望在将来贡献自己的学业和研究。
这次会议中，在关于《审判达尔文》和我自己的影响力的会议后，我很高兴从史蒂芬•梅尔（Stephen Meyer）那里，听到有关正在引领ID运动的人员、研究项目和书籍。得知达尔文主义者论点的各个方面正在如何被解决和应对，这是令人鼓舞的和兴奋的。
从一开始，以《审判达尔文》为基础所建立的运动的经历，也是一路结交的朋友和盟友的过程。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是史蒂芬•梅尔，当时正在剑桥大学完成他的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我们沿着剑桥的“后院”的一次长谈中，史蒂芬和我发现彼此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科学》刊登了《审判达尔文》一篇批驳性的综述后，利哈伊大学的生物化学教授迈克尔•贝希（Michael Behe），给《科学》杂志的编辑写了一封很出彩的信，接下来成了我的另一个盟友。迈克尔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众多才华横溢的人中间，他给编辑的信是我所知写的最棒的。
我的第三个盟友，孔武有力的哲学家威廉•但布斯基（William Dembski），是哲学和数学的双料博士。他当时已经在发展同样的思想，并启迪他写了许多的书。
所以从一开始，ID运动就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大家齐头并进，我不过一度走在前头，但从来不是一个名人。现在我71岁，已经退休了，领导这项运动的事务已经传递到了其他人的手里。这对我来说并没有失落，而是我长久以来计划的实现。
我所读到的达尔文主义者一方的此类文章，也是我一直对此抱乐观态度的因素之一。例如， 2005年，著名的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在《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发表了题为“智能进化”文章。尽管标题如此，但威尔逊全然不认为智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任何作用。下面是他如何解释该过程：
在该例子中威尔逊称为“进化”的过程，实际上不过是适应性的变化，并不是那种能产生一种新生物的改变。在应付临时的环境危机时，物种在某些特性上有改变的能力，当危机过去，又会回到其原来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选择是一种保守的力量，可以在没有发生任何根本改变的情形下，让一个物种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而避免了灭绝。正如一个诙谐的评论家点出了要害：达尔文的标题是《物种起源》，但它只解释了物种的生存（survival），而不是物种的出现（arrival）。
威尔逊暗指着他所列举的，比较微小的适应性变异的例子，和所谓的人类经历地质年代，由单细胞细菌或阿米巴祖先进化而来，经由相同的过程。这显示了达尔文主义者用语含糊的特点，采用“进化”等定义模糊的词语，在方便时又会偷换概念。
我必须承认，目前爱德华•威尔逊的逻辑风头之盛，盖过了我的。这不仅在政治化的大科学的研究机构，即使在许多基督教学院的教授中也是如此。我认为从长远来看，科学真的是一个能够自我纠正的事业，虽然当一种普遍的思维方式已经风行于最强的科学大佬中时，其自我纠错机制可能长期死气沉沉。若我没有这样一种孩童般的信念，那么目前的情况一定会使我忧心忡忡。
我们想将科学从形而上学的束缚中释放出来，当前的情形令人沮丧，它仍然限制着像爱德华•威尔逊和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等人的思想，要不然他们会是令人钦佩的。但目前的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其根基的裂缝已经可见，正在不断增长。
我深信，当我们最终在科学界面前能有一个公平的听证，认同重要的词语必须明确地界定和一贯地使用的原则，然后更优的逻辑将占上风，达尔文主义将退居思想史。我的目标并不在于以一个占优势的多数来统治科学界，而是呼吁科学家不受偏见的干扰，保持头脑清醒，逻辑思考，争取思维的自由。在这个思想解放春天的时代，知识的自由必将在科学里重塑。
作者詹腓力，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教授（名誉）。他是《审判达尔文》、《真理的楔子》(The Wedge of Truth)、《正确的问题》(The Right Questions)（InterVarsity出版社）和其他挑战主宰现代文化的自然主义假设的书籍的作者，并任《试金石》的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