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於《舉目》54期
謝文郁
1949年以後的“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都是新的。一切都令人興奮，令人目眩。中國人好像有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從來就沒有救世主，全靠我們自己”，這樣的口號深入人心。從此，中國這塊土地上，瀰漫著“人定勝天”的精神和勇氣。
在理論上，這股精神和勇氣在所謂的辯證唯物主義中找到了立足點。在實踐上，“大躍進運動”（1958-60年）把這股精神和勇氣傳染給每一位中國人。於是，中國人開始生活在一個完完全全的人文主義氛圍中﹗！
對於當時的中國基督徒來說，這是一種信心挑戰。許多基督徒不知不覺也受了影響了，或離開了教會，或淡化了自己的信仰。
西方傳教士們的憂心成了現實。早在20年代中期，隨著非基運動的廣泛展開，傳教士愈來愈真切地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人文主義情結，感受到這一情結對基督福音的嚴重阻攔，他們猶如面對一堵又高又大又厚的牆，而無能為力。於是，他們呼籲跨宗派的聯合禱告，求神親自拆毀這堵牆。
然而，歷史發展似乎和所期望的發展背道而馳 。他們問，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場西化運動，是高舉人的能力、否定基督教的人文主義運動。這場西化運動把馬克思主義推向歷史舞台的前台，並在新中國主導了中國文化的話語權。──上帝在聽我們的禱告嗎？還是說，我們的禱告出了問題？
五十年代的分化
1954 年之後，中國教會出現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的分化。按照中國的法律，“家庭教會”是不合法的。所以，“家庭教會”無法公開聚會，其活動能力和範圍 都大大收縮。他們無法在公開場合，向中國人展現神的榮耀。然而，他們秘密聚會，認為自己是神所揀選的“小群”，心甘情願為神受苦。
“三自教會”則因為得到政府的支持，可以公開活動。雖然也受到很多限制，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小，但是，三自教會仍然在社會的視野中。三自教會中的許多人相信，他們還在為神做見證，他們參與三自運動是符合神的旨意的。
對於新政府來說，基督教教會並不是一股強大力量。在通過三自運動解決了基督教問題之後，他們幾乎不把基督教當回事。此刻還有更大的事要做，那就是，在經濟和 軍事上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國。儘管新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新手，但是，在極端的人文主義情結中，他們相信自己的力量。1957年開始的“反右運動”，進一步深化 了馬克思主義對中國人的思想改造。
1958年，“大躍進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趕超世界發達國家，成了中國社會的前進動力。受政府宣傳的影響，在大多數中國人的眼中，基督徒屬於落後、跟不上形勢之人。基督教是一種迷信，必將被歷史拋棄。
在這種形勢下，在公開場合宣傳基督教，等於把自己公開當作笑柄。迫於政治壓力，不但年輕人，即使那些屬靈前輩，也無法在公開場合宣告福音。王國顯弟兄在回憶 錄《行過了死蔭的幽谷》一書中提到， 1957年他從牢裡釋放出來，回到廣州大馬站福音會堂（1950，林獻羔創立）：“那時教會傳出的訊息，一面是安慰，一面是帶領神的兒女繼續要活在神的臉 光中。我們更孤單了，但是卻激勵了許多在各地的神的兒女。他們知道我們仍舊孤軍作戰，他們寫信來與我們表同情，我們也因此得安慰。”（頁150）不久，王 國顯就向政府申請出國。
那時中國的基督徒（不管是屬於家庭教會，還是三自教會），能夠保持住自己的信仰，就算是為神做見證了。能為基督的名吶喊的，少而又少﹗！
六十年代的“消滅”
進入60年代，經歷了 “反右運動”和“四清運動”之後，新政府覺得已經比較穩固地控制了社會，在政治上略微放鬆了管制。更重要的是，由於政府在大躍進運動中的激進、冒進，中國 經濟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加上自然災害和蘇聯逼債，中國政治發生了重要變化：毛澤東退居二線，劉少奇主管政局。
在劉少奇的主持下，政府為了經濟的發展，允許農村地區有較大的自主性。於是，在60年代的頭幾年裡，有些農村出現了遊行傳道人。這些遊行傳道人主要是普通信徒，他們的活動亦十分有限──當時教會的傳道人，或者入獄，或者受到控制，無法出來傳道。
1963年，中國經歷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後，略略緩過了一口氣。這是一場天災加人禍。如果中國人能夠靜心反省，不難認識到人的能力渺小，不難從中汲取教訓、學會謙卑。不幸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不具備這種反省能力。
在馬克思主義主導下，人文主義已經在中國膨脹。中國大陸的各種宗教，都順服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按理說，宗教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了。然而，1963-1965年 這段時間，中國的主要報刊（《人民日報》、《紅旗》、《新建設》、上海《文匯報》等）上，刊登了相當激烈的“宗教大辯論”。這場辯論涉及了宗教定義、宗教 信仰自由、宗教政策等等問題，可是卻沒有宗教人士的參與，基督徒更是沒有發言權。
在辯論中，就宗教政策問題，形成了兩個派別，即所謂的溫和派與激進派。雙方都堅持唯物史觀的無神論，不過，溫和派（以對藏傳佛教有一定研究的民族學家牙含章為代表）認為，從唯物史觀出發，任何宗教都不過是歷史 進程中的一種現象。它的產生有其歷史條件，消亡也有歷史必然性。因此，政府可以採取正常管理的政策，讓它自行消亡。
激進派則以遊游驤（馬 克思主義學者，後跟隨趙樸初學佛學；改革開放後進入佛教 界工作，任中國佛教協會副秘書長）、劉俊望等為代表強調，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必然和當下的馬克思主義勢不兩立。因此，政府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出發，和各 種宗教進行鬥爭，儘快消滅宗教現象，確保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
很清楚，無論是哪種立場，其目的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消滅宗教﹗！
在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場此辯論中的激進派理論，終於成為政府宗教政策決策的根據。
新中國的第2個10年，其政治趨向是要消滅基督教教會（無論是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其實，這並非僅僅針對基督教，其他宗教也感受到生存威脅。進一步 說，不僅是宗教，所有不符合官方意識形態的，生存都受到了威脅。總之，政府統戰工作的核心，是在全國確立統一的意識形態。至於基督教，最好在中國永遠消 失。
艱難中苦尋出路
上帝為何什麼允許這種事發生？家庭教會的基督徒認為：神把他們分 別為聖，揀選他們為得救的“小群”。他們的秘密聚會一直沒有從未停止。許多老傳道人回憶，為了不讓人發現，他們在午夜或凌晨進行聚會。他們堅信，這個世界 遲早都要廢去，但是神的話語永存。只要堅持聚會，他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信仰。
他們的活動是秘密的，且在小範圍內，政府似乎沒有專門關注他們。在公開場合，他們也不再宣稱自己的基督徒身分。在社會視野中，他們消失了。
三自教會在60年代的頭幾年，場面上仍然相當熱鬧。他們可以公開聚會，公開舉行一些宗教活動。但是，這些活動，都必須配合政府的政治意圖，和官方意識形態保持一致──官方意識形態的主要特徵，是與基督信仰格格不入的無神論。
對於許多三自教會領袖來說，他們加入三自教會的目的，一是為了自己的生存，二是為了教會能夠公開聚會、為神做見證。現在，他們必須配合政府消滅基督教的總方針，這樣下去，他們如何能夠為神作見證？於是，許多加入三自教會的基督徒開始反思。然而，他們找不到出路。
當時中國基督教界的神學泰斗賈玉銘，為了維持他所創辦的上海靈修院，參加了三自教會。結果是，靈修院中的優秀神學人才，或被迫離開，或鋃鐺入獄。最終，賈玉銘非但沒有保住上海靈修院，反而使自己走上一條不歸之路，連禱告都感覺不到力量。正符合了當時政府宗教政策之目的。
這便是三自教會的困境。我們可以從一些縣志或市志中讀到相關的記載。根據《廈門市志》：“1956年12月17日，召開廈門市基督教三自愛國會第二屆代表會 議。正式代表173人，特邀代表23人。代表中有4個教派和23個基督教單位。1957年後，基督教界受到各種政治運動的衝擊，活動漸不正常。1966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教堂被‘砸’、被抄，教牧人員和教徒被‘批鬥’，宗教活動基本停止。”
不同地區的縣志和市志，在涉及基督教這段歷史時，幾乎用了相同的語言。從1954年到1966年，三自教會還沒有來得及形成自己的性格，就在新中國的政治漩渦中淹沒了。
家庭教會的秘密聚會，無法為神公開做見證；三自教會的公開聚會，也未能維持長久。中國教會在死蔭幽谷中行走。三自運動催生了三自教會和家庭教會兩種存在形式，但是，時代的急劇變化沒有給他們深思熟慮的機會，也沒有給他們從容回應的餘地。
很快，中國就進入一場浩劫，基督徒則經歷了更嚴酷的政治生活。面對這場狂風暴雨，中國基督徒能夠持守自己的基督信仰、走出這死蔭幽谷嗎？神要對中國基督徒說什麼呢？神要對中國人說什麼呢？（未完待續）
作者來自中國，現為北美神學院教授。
圖片來源：http://sc.chinaz.com/tup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