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 | 哲学家与刽子手

同样，科学也在受审判之列。当科学家告诉哲学家“世界是这样的”，哲学家总要问∶“为什么是这样的？”“必然是这样的么？”哲学不会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一旦发现，就希望推倒重来。所以，搞哲学就需要极大的勇气，至少需要比自杀更大的勇气。

科学家看问题是“正思”，哲学家看问题是“反思”。哲学家看问题就和职业刽子手看人一样。刽子手看人不看人的容貌美丑、气质高低，他们只看人的后脑勺──哪里好下刀。当一个理论或教义摆在哲学家面前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相信。他会先审查一番，看看哪里好下刀－－怀疑、挑战、驳倒。打垮人家的王国，建立自己的，然后披袍登基。最典型的例子是康德，简单地说，他把上帝在理性的王国里“杀死”，又在道德领域里让上帝复活。

基督徒讲“耶稣之死”对人类有极大的道德启示力量，因为他为赦免人的罪从容赴死。我说，这算得了什么，苏格拉底之死不靠任何外力的帮助岂不是更伟大？更何况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叫∶“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否显示在最后时刻，连他都动摇了对上帝的信心了？至少这也是一个疑点嘛。既然耶稣赴死复活以赎人的罪，两千年快过去了，人口翻几十倍，人类犯下的罪也更大，为什么他不会再来一遍？

例如，逻辑学里常说，“如果上帝是万能的，那么，上帝能否创造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对这一个逻辑难题，无论你回答是或否，你都会掉进一个陷阱里，且出不来。这个问题实际上和引起数学史上第三次危机的“理发师悖论”（又称罗素悖论，是罗素提出的），在逻辑形式和语义结构上是等价的。

一日他自己惶惑起来，要不要给自己理发？如果理，那么我是“自己给自己理发的那种人”，按照广告的原理，我就不应该理。反过来，如果我不给自己理，那么我是“那种自己不给自己理发的人”，所以，我应该给自己理发。把它换成数学的形式，就是“对于一切不属于自身元素的集合A，当且仅当A属于A时，A不属于A；反之亦然。”

如此简明的悖论，引发了数学、逻辑学乃至整个理论科学界的大地震。当1903年罗素把这个悖论告知当代分析哲学的开山之人－－德国数学家、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弗雷格，弗雷格说∶“这将引起整个演绎理论的崩溃，我真的希望你没有发现它。”（注1）

后来，虽然发展了“类型论”、“模型论”来限制定义方式，以消除矛盾，但始终不能令人满意。（上帝与石头的悖论和罗素悖论的逻辑形式问题，绝非此处一言两语所能解释清楚，它的反向形式与罗素悖论不同。从语义学的观点看，被定义和说明的概念又在定义项中使用了，是典型的悖论语言结构。上帝与石头悖论的解决方式是一个很复杂的限定模式。总之，它是一个逻辑问题，而不是神学问题。）

直到再后来，大数学家哥德尔发现了著名的“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将数学基础研究的哲学意义，揭示得更加明显。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是说∶当一个演绎系统是自足的（不矛盾的），总有至少一个或几个前提是在系统内不能证明的。例如，在相对论中，光速C恒定且最大这个前提，就是不能在相对论演绎系统中证明的。

我并不想把数学的危机问题引入宗教问题的争论中来，尽管一个美国数学史家，在谈到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时，干脆称“数学，神学的一个分支。”（注2）但第三次数学危机和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明显的∶它宣告并且证明人的理性、理智不是无限的，人类必须在大自然的秘密面前保持谦逊的态度。回到“上帝与石头的悖论”，我们会发现，我们自以为扔向上帝的坚硬石头原来是一个鸡蛋，不仅没能把上帝打死，自身反而撞了个粉碎，让我们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但我明白教会与教义本身的区别，所以，带着两个问题重读圣经及有关的书籍，心想，第一，如果圣经为十字军、裁判所的暴力提供充分的根据，我就坚决不信，宁下地狱也不信。第二，如没有根据，但我所去的教会，不能诚实面对此历史事实，那么我也不再去。

第一个问题，虽然我没有从圣经中找到直接的根据，但有一段时间，把《旧约》上帝的惩罚当作间接的证据。特别是逾越节（编注∶见《出埃及记》十二章）的来历让我感到恐怖。尽管《新约》中有很多上帝“爱的教育”，也不能抵销这种恐怖。我有时感到圣经肯定有问题，新旧约中的上帝简直判若两人。这真让我再次陷入困惑和怀疑。

虽然星期五的查经还去，星期天的礼拜是不去了，我不愿意对那样一个形像的上帝表示任何敬意，尤其不愿意念诵主祷文。当我念到“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国度、荣耀、权柄全是你的。”这正令我想到政教合一的中世纪！

至于星期五的查经，也打算随时停止。但我还想多了解一些，就提醒自己∶这也许是自己误解呢。至少，可以当作积累批判素材吧。总之，这个时候我的想法就如齐克果所说的∶“要么相信他，要么冒犯他。”我常常一边听讲查经，一边提出一些问题发难。

有一回，我提出，从《旧约》看上帝，上帝根本不像有大爱的神，倒像一个野蛮部落的酋长。我心里想，我说了这种亵渎神明的话，估计教会的人可能这一次敷衍过去，以后就会不理我了。没想到，有一位弟兄一边叫我多全面地看圣经，一边说帮我祷告。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他在为我着急，但对我仍有大的信心。这样，我就又多看了一些书－－圣经和关于圣经的。

当然，我不会全看护教的、教义的书，因为我已经养成了正反看问题的习惯。我重读了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和尼采的攻击基督教的书籍。这个时期我实在是痛苦，心灵再一次成为交战的战场。心中一个声音说，上帝如果存在的话，早该给联邦调查局的人抓去，并以战争、杀婴、滥用生物武器等多项罪名起诉；另一个声音则说，人应该有明确的信仰，基督教信仰是最好的信仰。

每当我星期五去教会时，我就对天祷告，若真有上帝，就请你开导我。也许是日有所想夜有所梦吧，有几次在我打盹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声音说∶祷告有什么出息，你应该起来坚决批它，比过去更有力地羞辱它。退一步说 即使真有上帝，像你这样一个过去亵渎神明的人，也不会被接纳。

这种梦发生过两次。教会的那位弟兄说那是“魔鬼的搅扰”。我说像我这样的小人物犯不上啊！

我是不相信魔鬼的，我宁愿相信这是潜意识对我内心矛盾状态的真实写照。我也没有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赶鬼。因为我有我的想法，第一，我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人，没有什么能完全驾驭我。第二，对付一切妄念、狂热、乱象，最好的办法就是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找一个尽可能中立的立足点重新反省自己。第三，真有怪力乱鬼，对付的最好的办法是置之不理，见怪不怪，使其自败。第四，我实在不想拜神不成反召来鬼。

这些理由，在基督徒看来，是没有信心的标志。可是，这个时候没有灰心就不错了，哪里还谈什么信心。说来也怪，我的心真的在一个新的立足点平静了、站稳了。这个立足点就是，摆脱当今的暂时的、变化的价值观看问题。譬如，对古代吴起杀妻求将，我们能理解，何也？因为我们不自觉地变换了道德观去理解那特定的时期。

于是我重新思考关于死的问题。首先，死亡在神眼里与在我们眼里肯定是不同的。人以死为毁灭，神以人之死为新的开始，或送入天堂，或打下地狱。第二，就是在人的眼里，不同的民族，或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对死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拿中国人来说，在战国以前和汉代以后以及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秦代以前，中国人没有像现在这么怕死。“鬼”按照说文解字上说，鬼者，归也。死实际是一种回家。

当我读到，巴特说“圣经不是一本人关于上帝的书，而是上帝关于人的书”，及“因为从人的角度看，《旧约》里的战争杀戮一切都太轻易，似乎太草率。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太多”。

到此处，我的“老鼠洞里”，突然进来一丝亮光。再重读圣经，“可是朋友啊，你是谁，竟敢跟上帝顶嘴呢？一个瓦器怎么能对造他的人说∶‘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子呢？’”（现代中文译本《罗》9:19）“人不可自欺。要是你们中间有人按照世人的标准自以为有智慧，他倒应该承认自己的愚拙，好成为真有智慧的。因为这世界所认为有智慧的，在上帝眼中却是愚拙的。正如圣经所说∶‘上帝使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另一处经文说∶‘主知道智慧者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妄想。’（现代中文译本《林前》3:18~20）”

我感到这话简直就是对我说的，真是“一语真醇万古新”，更何况圣经里这种话比比皆是！

按照圣经的记载，神人失和的关键就在智慧果（善恶果）。所以世上自以为智慧的就是我这种的，理应多吃点苦头才对。

经过几天暗暗发问“信不信？”以后，我终于点头∶信。凭什么？凭一无所有和一无所知。我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自己无知。必须打扫自己的心灵，就像打扫房屋迎接远方的客人。“你所盼望等待的尊贵客人就要到来，快把你的门窗打开。”（泰戈尔）

固然，奇迹能使人在震撼或恐怖中产生信仰。但是，这样产生的信仰不会长久，也就是说仅靠奇迹产生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看看耶稣在什么条件下才行奇迹。巨大的信心、盼望、热爱！（《可》1:40，2:1-12，《约》11:33-40）。没有这三种或之一，怎么配见奇迹？

耶稣在拒绝法利赛人的时候，透露出这样的讯息∶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信了才是最大的奇迹！

另一种“去了奇迹我就信”，这常常是自以为是的理性主义者提出的问题。那意思分明是说，耶稣所行的不合人类的理性，所以我不信。我过去也持这种观点。现在我明白了，假如真的把耶稣所行的奇迹全部拿掉，只剩下常识理性的东西，那么，我们还真的会信他么？

“罪”是圣经的根本观念。中国人很难接受，为什么？我们固有之文化浸在儒道佛等人的智慧所发明的宗教中成长，总免不了“洋洋自得”。想一想，基督教曾三进三出中华文明，最长的凡200年，竟然如水涤荷叶，不留痕迹，个中原委与中华文化（汉代以后）关系重大。

原罪是一把绝对的尺度。在此尺度下，没有人能够洋洋自得，更扫除了任何人的自我崇拜、他人崇拜。这个标准之下，人类的任何自相残杀都失去了根据。这把戒尺，把任何以正义伪装起来的把戏都戳穿。这把戒尺，在一个极限上洞视着人的腐败。

看看我们文明里最发达的是什么？不是数学逻辑，不是科学知识，不是民主文化，而是攻克杀伐的理论－－兵法。从姜太公，孙武，到毛泽东，出了多少兵书？在这一点上倒是雄居世界之首。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杀人斗人没有禁忌，技术又实用，所以，人斗人什么办法都可以想，人所能想到的酷刑中国都有。是故，鲁迅先生说∶“中国历来不乏杀人之术，酷刑更是世界第一，连发明宗教裁判所的人都会自叹不如。”我爱我们的民族，但我不得不哀叹，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民族。（值得别的民族庆幸的是，虽然窝里斗可能随时随地发生，但汉族很少主动进攻别的民族。）

很多人都想当“无罪之人”。义人，盼望耶稣能给几个名额，这样可以争取。耶稣看透了人的诡计，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义人，连一个也都没有！”（《罗》3:10）。完了，这一下彻底完了。一个名额也没有，那就连假冒的可能都没有了，做假文凭的都失业了。

我尝到甜头，开始领略教义之美。

从感性上讲，基督教教义是不美的，因为它启示的真理直指人性的真实状态。它正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照出了人的真实状态－－一个骷髅，但它可以治病；相反，另一些宗教如风月宝鉴的另一面－－一个美人在向你招手，但她会要你送命。

换一个角度说，基督教启示给人的道德真理，从理性的角度看，不管你信不信，是美的。

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限的理性不可能认识无限的秘密，因此信仰是必须的。

针锋相对、水火不容？不是的。卢梭说的是用世上的标准来衡量的，是虚幻的。一个婴儿的自由意谓着什么？谁敢给幼儿绝对的自由呢？但我们没有人误解卢梭传达的讯息∶人类渴望自由。

人刚出生，智力体力都是柔弱的，是处在枷锁中。随着成长，会在原罪之上加更多的罪，罪蒙蔽了人的眼睛。瞎眼之人又有何自由可言？人唯有因信称义，才能得自由。“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教训，就真的是我的门徒了；你们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你们得到自由。”（《约》8:31-38）。说到底，人生最大的枷锁就是人的理性贫乏和远离真理。

基督教义就是“天理”，耶稣的话就是渡船。有的道看似荒诞，原来是正言若反；有的话看似无法无天，原来铁证在你，大言不辩。